爱华网高华教授走了，这些天来，我的心很是忧伤，一如一年前蔡定剑教授的离世。一说到高华，人们自然会想起他的宏篇巨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学的时代。不过，我对于高华著作的解读，却因为这些年自己跋涉于宪法学，而不同于历史学的视域。在我看来，高华的著作以及他的思考，具有着独特的宪法学的蕴含，或者说，他的延安整风和毛主席的研究，对于我近年倡导的政治宪法学别有一番指导性的意义。
记得前不久我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一次会议，曾经与许纪霖教授谈到他们学校的几位中国现代史的教授，高华、杨奎松、沈志华他们殚精竭思所勾勒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对于理解现代中国的立国之宪法，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国家总有自己的国家纲纪，不是宪法就是别的什么，它们在共和国的历史中一言九鼎，势如破竹，不可抵挡。中国的宪法虽然可以写在纸上，中看不中用，但肯定还有另外一种实质上发挥强大作用的“宪法”。它们在哪里呢？高华他们的著作可以隐微地为我们提供一扇探其奥秘的门径。
独自漫步在香江边上，我曾经闪过一个念头，他日去南京，一定找高华好好聊聊，听听他对于我所解剖的中国宪法序言的看法，因为，中国宪法其实与毛主席思想有着一体性的关系，而这个思想的历史生成与高华的研究若合符节，从某种意义上说，搞清楚延安整风运动，搞清楚高华的研究主题，也就对于中国宪法之政治性、阶级性、革命性、组织性有了历史的理解，对中国宪法本性有了真切的理解。我不知道高华对此有何高见，我很想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历史学的评点。
然而，这个念头再也无法兑现了，我很悲伤。我知道高华的患病，也曾去过电话谈些我过去战胜疾病的经验什么的，但总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总会好的。此次高华的辞世，尤其是严搏非的一番陈词使我感到震撼。50年代的一帮人开始去世了，我们60年代的一帮人该如何呢？时间过得好快啊。
说起来，我是最近几年开始逐渐进入中国历史的，尤其是现代中国历史，当然我说的现代指的是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现代史，我觉得马关条约以降，我们经历了三个半的中国，一个是晚清开始到1912年的中华民国，其中辛亥革命是转折性的标志；另外一个是1927年开始的中华民国，国共两个党制国家的斗争史，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整风与毛主席思想的崛起，决定了第三个中国的建国方略；此后，大陆中国作为主体，经历了“文化大革命”，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时期，而台湾地区，则经历了专制独裁、民主宪政，至今这两个政治体还没有“宪法”性联合起来。对于真实地理解现代中国，高华的著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这样说，不仅是指一般的历史学价值，而是从政治学、宪法学来说的。中国共产党是以革命建国的，革命的正当性来自哪里，来自中国革命史，来自共产党的历史叙事，这里的灵魂就是党的思想路线与组织路线。高华历史学的独创性，在我看来，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的话语，用一个客观性的史家的卓越见识与缜密的实证材料，揭示了这个现代中国的生命密码。
作为一个宪法学者，我从高华的笔缝中，读到的不仅仅是过去多年的一段风雨如晦与金光闪闪的历史，而是宪法背后的那股魔力—一种塑造中国国家本性的那种力量。也许高华并没有宪法学的意识，但他有良史的洞察力和正视幽暗的勇气。都说人民主权是现代国家的合法性根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但高华的著作似乎并没有简单地服膺于这套说教，因为他看到的不是人民的个体之如何如何，而是一个人民的大救星—红太阳是如何升起来的。在此我想到马克斯?韦伯，他笔下的卡瑞斯玛，这也是一个国家得以立国的法统。但每个国家的卡瑞斯玛是不同的，现代中国的卡瑞斯玛，高华自然有着自己冷静的解读。
苏格拉底被雅典的民众判处死刑，因为他亵渎了雅典的神灵。这些天我翻读着高华的著作，不禁黯然伤神，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这个老大的中国是否走出了自己的神灵世界。我们是否已经不需要一个救星了。对于现代中国公民来说，高华的著作无疑是一部宪法教科书，他启蒙我们走出神话世界，做一个自由担当的个体公民。要知道，现行宪法也是以保护公民权利、人民福祉为标尺的。但是，公民意识是要培育的，我感觉读历史，尤其是高华笔下的历史，毋宁是最好的公民培育书，是最好的建国叙事书，它使我们在当今浮华喧嚣的盛世之声中，领略到另外一种真实的面相。历史没有过去，也不会过去。
高华，现代中国的苏格拉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