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12月29日，“中国（南方）智库论坛：广东转型升级之路”在广州举行。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魏建国，在参与论坛过程中接受媒体采访，介绍了国经中心在协助提升政府决策水平方面的成功经验。他赞成和支持广东省开放民间智库注册的新举措，认为“我们国家一定要有大量的民间智库，思想的火光往往闪烁在民间智库里”。还认为有必要从制度着手，建设征询智库意见的保障机制：“最好是以后的政府决策都能全方位全流程地听取智库意见。”通过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多元化，提高行政决策水平。
回顾历史，智库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过程中，应公共决策迫切需求而生及专业分工日益精细化的结果。实际上，自古至今，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均是决策的常识。决策者身边从来不乏出谋划策之士，无论是谋士、智囊，还是军师、参谋均属此列，由他们集结而成的智囊团，即可视为现代智库的雏形。
而现代意义上的智库，则源自一个世纪前的美国，是指一种相对独立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由多学科的学者、专家构成，为决策者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问题出谋划策，提供理论、策略、方法、思想方面的参考意见。智库与学术机构不同，其虽然依托学术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成果，但主要从事决策实务和应用方面的探索；智库与商业咨询机构相异，则在其是以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而非营利为目的。
智库在公共政策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20年代起已经在美国显现，而在1970年代后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重视而兴盛。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目前成员约300人，其中200多人为遍及世界各地的一流专家，年度经费高达6000万美元。该智库创建于1916年，1920年代即有帮助哈定政府拟定预算草案的举措。二战期间，布鲁金斯学会协助罗斯福政府建立和管理了各种战时机构，同时也是二战后著名的马歇尔计划的主要拟定者。1960年代起，该会为每届新政府提供一份执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综合概述的报告。
全球数千家智库，其中2/3是在1970年后建立的。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表的《2008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全球169个国家共有5465家智库，其中近1777家在美国；其中亚洲智库652家，占12%；而以印度数量最多，日本次之。而涉及中国智库的现状，因统计口径和标准不一而数据出入显著，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在一次有关大学智库建设的演讲中称，“有人统计，中国目前的智库就超过了2000家。”而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托马斯?邦迪盖尔等人称，截至2010年中国已拥有428个智库，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
在国际上，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是智库的普遍恪守的准则。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座右铭即是：“高质量、独立性和影响力（quality，independenceandimpact）”但独立性并不意味着不接受社会和政府资金资助，非营利性也并非谢绝用研究成果换取运营经费。故而从国际视野看，智库通常并无严格的官方与民间之分。由此可见，民间智库这一称谓，只是在具体的中国语境中有其现实意义，用以区别官办智库。仅就广东省而言，开放民间智库注册仅仅是开放公众民间非营利组织注册中的一个子项。
毋庸讳言，民间智库这一特色称谓，也呈现了国内智库发展的隐忧。
在现有的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野之下，公共决策中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现象比比皆是，唯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乃至集团利益是图的决策屡见不鲜，也不乏因公共决策灾难，损害公众利益和政府的公信力的实例和惨重的教训。究其根本原因，这些被笼统称为拍脑袋决策的行政举措，背后无不与权力的傲慢和独断有关。也即是说，在自负的权力之下，即使是官办智库确保高质量和独立性的意见和建言，其影响力也难免有限，更遑论民间智库。
可见，大力发展智库，无疑能有益于提高公共决策和公共管理水平，但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智库的效用和发展，离不开权力的开明、宽容和谦恭，更少不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同时，智库自然具有靠近权力和利益中心的属性，故而在参与公共决策中，无论官办还是民间，以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为依归，智库运作的独立性，信息的透明度，成果的优劣方面都必须保持相当高的水准，并接受公众监督和评估，才不至于被权力裹挟和利益侵蚀，或成为权力和企图不良者的寻租对象。这些问题，理应在智库发展，以及建立和健全相应的保障机制中予以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