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1年岁末，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原国资委主任、现全国政协经济委副主任李荣融表示，“国进民退是伪命题，央企背了垄断黑锅”。
作为首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七年零五个月的任上，央企完成了数量上的减法（从196家减至123家）和质量上的加法（总利润从2400亿元增至逾1万亿元），以及相对合规的制度管理（23个规章和193个规范性文件）。
基于此，我们理应认可李荣融曾为央企改革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并相对理解其作为首任国资委主任面对外界质疑所暴露出的情绪反弹。但是，对李荣融的认可和理解，并不表明其“国进民退是伪命题，央企背了垄断黑锅”言辞的客观合理。
事实上，与李荣融所言相反，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国进民退并非伪命题，央企垄断更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虽然，表面上国务院曾分别于2005年、2009年出台“非公经济36条”和“新非公经济36条”，去除了国企与民企之间的行业樊篱。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因项目申报、融资支持、转移支付、定价机制等配套体系的不完善，“新旧非公经济36条”仍像一扇坚硬的玻璃门，民企只能看得兴奋，但却挤不进去，更无法亲密接触。
在这种“名放实收”的政策之下，央企不仅在电力、电网、电信、民航、铁路和军工等行业仍然保持着完全控制力，而且陆续逼退了民资在石油、煤炭和稀土等行业的尝试，更加大了对民资为主体的房地产业的渗透。
在上世纪80年末，国家逐渐放开民资对资源性行业的进入，民资在2000年后亦一度扎堆进入陕北的石油、山西的煤炭和内蒙的稀土。但是，在国资的逐利冲动之下，陕北的民资石油在1999年后即遭遇到一系列强迫式的收购兼并，至2005年国资已完全将民资彻底清除出当地石油业。紧随其后的山西煤炭业，亦在2006年起遭受到国资的阻击，截至2010年当地煤炭业已基本将民资排除在外。而内蒙古的稀土亦从2008年起进入“国进民退”的轨道，至2011年底当地的民资稀土业已濒临分崩离析。
当然，上述资源性行业的“国进民退”，均是隐藏在合理开发、减少污染和增加集中度等“目的性合理”的口号下进行。但是，这种“目的性合理”显然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不仅因为为了达到“目的性合理”，政府普遍采取了行政强制、关闸停电等诸多“程序性非法”手段，更因为此举彻底混淆了行业整顿与所有制的关系—民资不是天然的不守规则的投机者，国资亦不是天然的合规守法的投资者。加强行业整顿，关键在于监管体系的健全，如果监管标准朝定夕改、监管执行偏费失当，那么资源性行业曾出现的种种乱象，其根源在于监管体系本身，而不在于所有制形式。
此外，对于原本民资占主导的房地产业，在上一轮2007年房地产调控之后，央资迅速挟资金、政策等诸多优势蜂拥而至。在2009年的房地产高峰期，不仅16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规模快速膨胀，原本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更是迅速扩张至近百家。与此同时，一线城市的“地王”亦有一半左右为央企所得，即使在2010年3月国务院明确“不以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必须退出房地产业务”之后，至今仍有近50家央企毫无动静。
国进民退并非伪命题，央企垄断更非背黑锅。虽然，在“新旧非公经济36条”陆续出台的掩护下，央企的垄断属性，已逐渐由之前的“名垄断”变为“实垄断”。这种“实垄断”往往通过对相关政策的捆绑性解读，从而实现央企自身的垄断性收益。以信贷资源过于向央企倾斜为例，自2005年至今（除2009年上半年）央企信贷增幅即明显高于民企，两者之间的信贷增幅差额一度高出10多个百分点。资源配置过于向央企倾斜，还体现在诸如股票上市、立项审批、政策补贴、定价权等多个环节。
虽然，自2003年国资委成立以来，央企通过体制改革、产业重组、内部激励等一系列变革，取得了8年总资产增加3.5倍、年均净利润增长率高达40%的佳绩。但是，在相对肯定央企通过变革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该看到，正是资源配置过于向央企倾斜，使得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与民企的发展走势，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倒挂。2003年至今，民企的年均净利润增长率却仅为央企的一半左右。
必须承认国进民退的事实。只有如此，才能逐渐改变以央企为首的国有企业与民企之间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格局，从而让不同所有制企业在相对公平的环境中展开竞争；亦只有如此，才能对央企持续变革形成真正的倒逼压力，从而彻底释放遭受抑制的生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