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自温总理2009年提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问题已经整整两年了，两年来，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今年召开的人大会议，国家更将其列入“十二五”发展规划。
但是，通过我们的观察，国内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是太顺利，正如温总理最近在《求是》杂志上撰文所指出的，“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同步的。从这点看机遇是抓住了。但是从实施进展情况看，问题还比较突出。” 当前围绕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呈现几个典型特征：部门政策制定者争论不休、各地方的产业实践冷热不均，而学术界则更多的是冷嘲热讽。
尽管各种问题比较突出，大多数地方还是高度重视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的，为此出台了若干规划，圈定了很多重点项目，一些地方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现象，大有全民“跃进”的态势。与实践的热火朝天不同，很多“冷静”的学者也在不断为战略新兴产业泼冷水，提出要依靠市场力量，政府不能干预市场。有人说，政府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干预和扶持是对其他产业利益的侵犯。尤其是，最近围绕比亚迪发展新能源汽车遇到的困境，众说纷纭，有人得出结论“与政府捆绑出不了‘苹果’”。有些网民甚至断言，当前战略新兴产业全面跃进是又一次“瞎折腾”。更有甚者，个别专家坚定地认为，凡是政府推广的项目、指定的产业都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
关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在经济学上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这方面的一般的经济学理论及模型可以说汗牛充栋，这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本文也不讨论中央政府对战略新兴产业宏观决策的短长，而是重点分析地方政府如何作为，才能防止战略新兴产业成为劳民伤财的“瞎折腾”工程。
我们认为，由于战略新兴产业本身所具有的全局性、前瞻性、创新性、带动性，它既不同于传统产业，可以靠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投入获得规模增长，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若干产业的粗放型发展一样；也不同于一般的零星的新兴产业，自生自灭，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优胜劣汰。它体现的是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民族产业竞争力、实现创新驱动型经济的长期战略。从中央政府角度，做出七大战略新兴产业选择的决策是经过多轮磋商和充分讨论的，是基于中国较为雄厚的技术和产业基础环境的，实施战略新兴产业战略是要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将科技、人才、市场的优势集成转化为全面的产业竞争力量。因此，从承担战略使命的角度，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作为发展中的大国，由于我国各地产业发展环境的巨大差异性，不平衡、不协调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因地制宜、实行正确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方略，不能采取大跃进的方式进行，更不能不顾条件千篇一律搞重复建设，地方政府和企业必须具有全局意识和长远观念，做好充分的战略规划和准备，迎接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的到来。
中外学者早已经证明，在新兴产业发展中，政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新兴产业发展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只是一种偏执的信仰而已，早已被中外的科学发展实践所否定和淘汰。
首先，政府的干预是应对市场失灵的需要。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中的新技术、新知识、新商业模式及其产出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性质，而且，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若干不可预测的陷阱，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单靠企业和市场的力量是无法实现自我修复的，例如一些关键共性技术，它们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市场本身可能无法给予企业创新足够的激励，需要政府弥补上市场失灵的短板。
其次，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需要。战略新兴产业首先是创新驱动的，需要很好的创新环境，包括软、硬环境两个方面，这样的环境不可能完全靠企业自己的力量去完善。相比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环境（如交通便利条件、发展的地理空间、IT设施等），制度、文化等软环境，则显得更为重要，更需要地方政府打造和维护，这一点对区域发展高度不平衡的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前，很多地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仍然老套路，通过土地、税收、金融、财政优惠措施争项目，拉投资，完全不注意对当地营商环境的打造，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要知道，硅谷地价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之一，也很少听说硅谷企业能拿到政府的大量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但是，直到今天为止，硅谷仍然是全世界屈指可数的创新热土，因为这里有着能够创业成功的良好的软环境。
再次，如前所述，战略新兴产业不同于一般的新兴产业，它担负着强国、转型的重要使命，它不是短期的救急工程，而是长远的战略任务，不仅“十二五”，而且是更长远的战略安排，笔者坚定地认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成功之时，就是中国摆脱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之日。因此，地方政府有重要的责任。
那么，地方政府应该在战略新兴产业“持久战”中发挥什么样的恰当作用，做到既不越俎代庖，又不缩手缩脚，而是发挥建设性的能动作用呢？根据国内外区域发展的经验，我们认为，地方政府要正确地把握好如下角色定位。
争取宏观政策的支持，架起中央和地方企业
沟通的桥梁
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国情决定了中央政府垄断大部分宏观政策资源，一般而言，地方企业是不能直接与中央政府对话的，宏观的政策也是通过一级级行政力量去贯彻、执行的，地方企业对宏观政策的诉求也往往只能通过地方政府平台逐级反映。因此，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地方政府在促进中央宏观政策和微观企业经营沟通方面具有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很好地理解中央战略意图，帮助当地企业最大限度用足、用好中央政策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一责任。实践证明，哪一个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谈判能力强，哪一个地方企业就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中国独特的国情，在短时间不能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上下沟通的责任极其重要。
例如，在发展光伏产业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已经从给地、给钱的阶段发展到帮助当地企业争取设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帮助，单个企业是很难拿到原本被“国家级”的科研院所所垄断的实验室政策的。
报时不如造钟
这是《基业长青》的作者美国学者科林斯提出的一个著名观点，这本来是用来形容伟大的企业家的，意思是说，伟大的企业家不仅应该是亲力亲为的英明决策者，而且应该是一种机制创造者和领导者，他们善于发挥集体智慧、并将这种制度传之久远。科林斯强调了企业制度环境的重要，在企业形成优良的制度和文化环境就像造钟，有了好的“时钟”，到时候它自然会准确“报时”。
我想，对于地方政府也一样，积极发挥作用绝对不仅是争项目、拉资金，更不是越俎代庖，用行政行为代替企业的自主决策，如很多开发区搞的“拉郎配”一样。地方政府“造钟”最重要的是创造条件形成一种健康良性的营商环境，让创业者、企业家最容易成功，尤其是形成特色的区域创新文化，这一点及其重要，例如，政府办事效率如何？廉洁程度怎样？制度是否完善、明晰？市场竞争是否公平有序？这些问题往往比土地优惠、税收优惠、财政资金支持更重要。
在一个官本位思想盛行的地方，在一个等级森严、视企业为下级和鱼肉对象的环境中，在一个将招商引资视为“关门打狗”滑稽思维下，不可能形成良好的创业、创新环境，更不可能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而这些不良现象在若干地方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创业和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与打造及其重要，千万条优惠政策，不如企业家的一次行动。我常以为，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而言，和平时期的企业就是战争时期的军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尊重企业和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就如同战争年代拿军队当儿戏，不尊重英雄一样，是可怜、可耻的，最终下场是可悲的。
而且，从周期来看，之所以称之为战略新兴产业，是因为它们具有发展的长期性，一般不可能短期见效，立竿见影，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对地方GDP和税收方面作出贡献、发挥效益往往是五年、十年以后的事情，这个发展周期与我国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周期相矛盾，但是，为地方产业发展的长远计，“造钟”远比“报时”重要。
扶植大企业，发挥地方产业的传统优势
大企业往往代表区域内的传统优势产业，它们不仅有创新的资源和实力，而且由于它上下游关联企业多，可以有更强的带动作用。
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地方政府应该将其和传统产业转型结合起来，盲目铺新摊子、另起炉灶往往风险很大。在优势产业和大企业上嫁接战略新兴产业往往是成功的概率更大。
优化区域性的产业生态体系，形成产业聚集氛围
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具有全局性、带动性，它不仅仅是指哪几类产品或者服务，重要的是打造全产业链优势。中外实践证明，只盯着产业的一个环节往往会受制于人，导致发展越快越被动。我国这方面的教训比比皆是，像钢铁产业，我国具有世界一流的制造水平，但是铁矿石却被卡在几个跨国巨头手中，以至于整个产业的利润很大一部分要与这些原材料巨头分享，而日本的钢铁产业早在六七十年代就着眼于全球、悄悄地进行全产业链布局，因此目前可以做到高枕无忧。在高科技产业中，这样的例子更多，很多所谓的高科技产业的关键元器件、基础性的软件、硬件、标准都控制在发达国家手中，我国很多企业的发展利润微薄、处处被动。当前很多地方上马的所谓的战略新兴产业也只不过是形象工程、“政治工程”，不掌握产业的核心关键环节，产业链不健全，这样发展下去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因此，优化区域性产业生态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没有良好的上下游协作配套、创新的环境，产业聚集的氛围不会形成，即便短时间形成企业扎堆现象，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聚集区，只是利用了区域的某几项廉价资源而已，如人才，土地，当这几项要素价格快速上升的时候，这些所谓的扎堆企业会很快跑到别的地方去“聚集”。因此，如果不能形成有机的创新网络，区域创新的潜力不能发挥，产业升级优化的前景也不能保证。
为小企业、微型企业打造创业的沃土
有些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小企业更具有创新的活力。因为小企业往往是新技术的孵化者、新商业模式的引领者，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
对于中国的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而言，创新导向的小企业对于完善整个产业链条、优化区域产业配套体制、形成区域创新文化氛围、增加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具有重要意义。
在实践中，各级政府往往不重视微、小企业，为大企业、明星企业“锦上添花”者多，因为它们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标榜为政绩；但是为微、小企业“雪中送炭”的少，因为没有显示度。而实际上，凡是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好的地方往往是由于帮助小企业获得高速发展从而带来示范效应和群聚效应的。当年，无锡市政府帮助名不见经传的施正荣在全球率先进行光伏产业的创业实践的经典案例，至今仍传为佳话，这也是无锡成为当前战略新兴产业发展势头比较好的地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中央政府虽然制定出来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但是每一类产业中间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地方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中切忌面面俱到、千篇一律、盲目跟风，更不应该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献礼工程。各地方完全可以有自主权，发展特色优势的战略新兴产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
一般而言，由于要照顾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中央的政策更多的要照顾全面、保证公平，但是，有时难免形成“面面俱到”之嫌，有时候中央政府的政策缺乏连续性，这些都是正常现象。但是，地方政府就不一样，各个省市内部的区域经济差异性没有那么大，区域产业优势、劣势也是非常明显的，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更加明确目标和方向，聚集各方面的资源优势，重点攻关、重点扶持、重点发展，形成有区域特色的战略新兴产业优势。
当前，各地战略新兴产业发展“雷同”现象比较严重，无论是光伏产业、风电产业，还是LED照明等，“跑马圈地”、重复投资建设的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往往只关注规模、GDP，不关心产业链打造，不注意核心技术的积累，只能导致价格战和整合产业的消亡。
建立区域性的产业实验室
创新驱动、知识密集是战略新兴产业的主要特征之一，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就是结合我国市场发展趋势，将我国已有的技术积累和研发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众所周知，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痼疾，而且，据笔者观察，目前这样的不良趋势有加剧的危险，为什么？主要是因为科研机构评价的唯“SCI”导向，大学的“世界一流大学”评价导向，评价大学教授和科研院所研究人员的标准被简单化、一刀切、美国化，科研人员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解决经济发展中实际问题的动力正在逐渐减弱，清华、西安交大、上海交大、哈工大等传统工科类院校也加入了“SCI”数量比拼的大潮。各研究院所科研力量分散、为发表文章各自为战的现象较为严重，横向科研的重要性降低。热衷于解决实际问题的专家在大学里越来越成为被嘲笑的对象，科技成果转化的问题逐渐超出了大学教授兴趣范围之外。
笔者认为，“SCI”导向没有错，错在一刀切。如果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SCI”的简单指挥棒继续下去，必将使得众多的研究者越来越远离生产实际的一线，这是十分可悲的倾向。
SCI代表的是基础科学研究。基础研究确实重要，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有高质量的应用研究，这没有错，但是，当今中国，更重要的是通过科技创新实现强国富民，这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本质含义，将科技与生产力紧密结合在未来几十年也不会过时。因此，杨振宁说，与诺奖和爱因斯坦相比，中国当前更需要比尔·盖茨，更需要乔布斯。
纵观国内外新兴产业发展的历史，产业实验室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产业实验室是指将最新的科学原理转化为产品模型、为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做准备的产品、技术研究开发（主要是开发）机构。历史经验证明，是产业实验室、而不是科研院所的科学实验室，承担了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最重要的媒介。
过去，美国产业实验室主要集中在大企业那里，像杜邦实验室、IBM实验室、微软研究室；德国的弗朗霍夫学会面向产业界开展以共性技术为主的应用研究，是德国重要的产业实验室，对德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居功甚伟；我国台湾省的工研院（ITRI）也是产业实验室的典型，对推动台湾地区IT产业竞争力的形成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根据笔者的观察，产业实验室恰好是当前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最大短板。我们既缺乏大企业的产业实验室，又没有公益性的产业实验室，有些科研院所所谓的实验室，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混杂，定位不清，职责不明，为了评职称，往往会走向SCI导向的不归之路。
各个地方，产业实验室的缺位更为严重，当然，我国科技部门过去实行了多年的“火炬计划”、“星火计划”、“大学创业园”项目等，有些起到了产业实验室的作用。但是，实践证明，这些计划和项目所起的作用还是很受局限的，尤其是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转化、产业链平台的打造方面，没有人负责。像最近温总理在《求是》杂志撰文所担忧的新能源汽车的技术瓶颈、产业配套标准、共性技术等问题，都没有很好的机制去解决，影响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例如，总理说：“发展新能源汽车下一步要集中解决哪些问题，包括技术路线问题、关键核心技术问题、投入问题、政策支持问题，必须尽快明确下来。”总理所提出的这些问题不是靠政府和企业所能解决的，很多东西需要产业实验室通过系统研究以后来回答，否则只能是盲人瞎马。
笔者认为，地方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建立公益性的产业实验室具有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帮助企业遴选技术、实现产业推广前的产品孵化，减少企业投资风险，带动区域产业整体发展，这个角色和功能是已经市场化了的研发机构所不能承担的。笔者注意到，最近，工程院院士邬贺铨从专家的高度也提出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他说：“高校、研究院所和企业在创新链中处在不同环节，高校、研究所不见得能做出面向市场的产品，而完全让企业做创新主体，实力可能不够。”他又提出如下疑问：“研究院所转制以后，本来是面向行业服务的，但是现在却把服务对象变成竞争对手了，怎么服务？”。
的确，我国链接科研成果和产业化的创新链条确实有缺失，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地方政府在打造面向区域创新体系的产业实验室方面大有可为，它可能成为地方产业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基础和核心要素。
全球视野和开放性思维
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已经不是学习和追赶的问题，我们的目标是踏上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快车，是要引领世界的，至少是和世界同步发展的。在这个领域，技术是新的，市场也是新的，没有模式可以遵循，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没有目标可以追赶。
更重要的是，世界范围内，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是一日千里，各领风骚没几天。因此，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没有必要、也不可能闭门造车，市场的机会不等人，关键是要采用“拿来主义”，集世界资源之大成，尽快形成产业的竞争优势。
经过建国六十年的奋斗，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大家庭中举足轻重的一员，虽然不能做到全面领先，但是在局部引领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尤其是在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中，中外是同时起步，有些产业我们确实已经实现了领先，例如光伏产业，我们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全球领先者；在电动汽车产业，也完全有基础实现“弯道超车”；在3G领域，本来也是领先的。
但可惜的是，当前，举国上下并没有形成“引领”全球的心理准备，还是处在追赶思维的陷阱里，行动前左顾右盼，要先找到自己的学习目标和参照系后，才敢迈出第一步。理论界言必称欧美日如何如何，似乎只有发达国家这样做了才有行动的理由，暂且不说这样的逻辑对不对，仅贻误时机也是罪莫大焉。电信系统的TD-SCDMA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欲上没有信心、欲下不很甘心，尴尬无比，这也是部分人士不看好它的重要原因。
引领时代和抓住千载难逢的经济浪潮就要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就是要形成全球视野和开放性思维。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过程中，我们既要有自主创新、民族产业的意识，但是也要反对科技极端民族主义的倾向，事事唯我独尊。任何产业的发展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只要抓住大部分关键环节即可，有些东西可以外包出去，逐步探索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OEM体系。
因此要集成全球资源为我所用，不单单将眼光局限在引进技术和项目，而且要大手笔引进智力、知识和人才，地无分中外、人不论黑白，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尤其是战略科学家和创业型的领军人才，一个帅才往往会带动一个地方整体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从袁隆平到施正荣、从任正非到马云，莫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