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特别是高等教育,普及和发展的程度与一个社会文明和发展程度息息相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南大学教授蔡言厚多年以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科技管理研究和大学评价方面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1937年出生的蔡言厚现在仍是中南大学为数不多的返聘教授、北京吉利大学教育研究所兼职教授、中国国家培训网讲师、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研究团队学术主任等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还曾担任过中南大学科研处副处长、军工办主任、“211工程”办副主任、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科研管理研究会理事,1993和1994两年度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同行评议专家、湖南省首届自然科学基金会常务理事、《现代大学教育》审稿人等职务。他是与时俱进的科技管理专家,大学评价的权威专家,高考状元的评论专家。
与时俱进的科技管理专家
蔡教授自1980年开展科技管理研究,1982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共发表科技管理论文40余篇,主编或参与著书10本,其中《走向世界》一书填补了国内科学管理领域的一项空白,《现代科技写作》列为中国国家培训网教材。他提出了“敢于和善于支持第一流科技人才和新兴学科是把我国高校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措施之一”的建议,并撰写了“论敢于和善于支持第一流科技人才——兼论有关单位振兴的标志”一文发表后,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收入《科技管理与成就》;他的“‘211工程’中研究型大学合理布局的探讨”为实施“211工程大学”计划指明了发展方向;他的“完善中国科学基金制的建议——对实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连续资助框架方案的探讨”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设立“创新群体”起了促进作用;他的“创新型团队的地位、内涵及组成”为建立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大学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科技管理的工作岗位上,蔡言厚教授以满腔的热情,高瞻远瞩的运筹,战略家的胆识,协助原中南工业大学历届校领导做好学校的科技管理工作。他参加学校世行贷款的“中国第二个大学发展项目”,“国家重点实验室”申报工作,以及负责承办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奠基工程——申报“211工程”和“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申报工作,均获得立项,还曾发起过‘1995亚洲科技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他站在科技管理的前沿阵地,在新开辟的资助领域和奖励领域努力探索,取得一次又一次的成功。他指导多名教师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获得资助,负责指导、修改、定稿的“轧机变相单辊驱动技术及其开发”项目在国家首次颁发科技进步奖时获一等奖,使学校成为当时全国获得一等奖的8所高校之一;由他指导的教师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三次都获得奖励,使学校获得自然科学奖数量在1991年以前在全国理工科高校排行中居第6位。并且,由蔡教授进行高校的比较研究,多次发表中国(大陆)大学排行榜以及大学量化评价案例研究,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为他所在的学校领导进行重大决策提供依据。例如,在申报“211工程”项目时,何时预审,在“211工程”“九五”立项时,能否进入第一批建设学校;又如,进入教育部以后,要不要与其它学校合并,与谁合并效果最佳等等。
大学评价的权威专家
蔡言厚教授除了做好科技管理的本职工作以外,还积极投入大学评价,发表了40余篇论文;其中对大学评价指标体系和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代表作有《大学科研定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探讨》、《大学科研定量评价指标体系设置若干原则的探讨》、《中国校友会大学的排行榜的理论与实践》等。
蔡教授是我国进行多指标大学评价的第一人[1],他支持所有的大学评价机构进行大学排名,并担任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排行榜大学评价研究团队学术负责人,对其它两家中介评价机构的评价指标提出完善意见,促进了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健康发展。经他参与的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是目前最权威的大学排行榜之一,发布时上百家媒体转载,人民网、新浪网等长年挂网备查。
中国校友会网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指标体系是投入与产出并重,源生数据,质量第一;综合排名强调质量,是核心竞争力排名,其实质是科学贡献力和杰出人才排名;其主要指标数据的时间跨度是1952年至排行榜公布的前一年,多数指标数据的时间跨度是从它诞生的那年至排行榜公布的前一年,客观地反映了近60年来我国各个高校人才培养状况和所取得的科技成就现状。这一研究成果凝聚了蔡教授的心血。
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有三个特点[2]:一是在科学研究的三级评价指标中,不采用论文指标而是采用国家级奖励成果、特别是“国家重大奖励成果”指标;二是在人才培养的三级评价指标中不采用“新生的高考成绩”或“毕业生的数量”,而采用“毕业生质量”,特别是“杰出校友”;三是为了改变目前重理轻文的现象,平衡自然科学中的两院院士,在社会科学的评价指标中引入了“中国杰出社会科学家”。其中“杰出校友”是2003年年底召开的全国人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三大类人才中的杰出人才;而且把人选富豪榜的企业家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杰出人才的代表引入评价指标参数。这种评价指标体系符合中国国情,是中国校友会网的“中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取得成功的原因所在,也是蔡言厚教授成为大学评价权威专家的根基所在。
高考状元的评论专家[3]
蔡言厚教授与众不同的是:对高考状元不是一味地吹捧,而是实事求是地还原于其本来面貌,并指出应试教育是高考状元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职业成就远低“社会预期”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发布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2007年和2009年有近百家媒体发布或转发《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的内容,其中蔡言厚被邀请在电视台解读《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的有CCTV-新闻《新闻会客厅》、CCTV-12道德观察、中国教育电视台CETV-1、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品牌栏目《七分之一》等,被邀请在报刊发表专访的有北方周末记者尹则刚的《跟风、逐名,毁掉了“高考状元”身后光环》,新民晚报记者张炯强的《蔡言厚:“高考状元”未必能成顶尖人才!》,南京日报记者谈洁的《“高考状元”,光环变淡》,华商报记者郝建国的《“高考状元”为何职场非状元,教育改革尚需突破》,三湘都市报记者邓桂明 实习生 余香的《中南大学蔡言厚教授:“状元去向太集中,我深感忧虑”》等。绝大多数媒体对《报告》是持肯定、赞成的态度,例如新浪网的《高考状元职业发展:较少出类拔萃 成就远低预期》,新华网的《“高考状元”为何难成“职场翘楚”?》,新华每日电讯的《成绩斐然,高考状元为何难成职场状元》,中国日报的《四成高考状元毕业后出国》,工人日报的《有感于“高考状元不是职场状元”》等等。
蔡言厚教授指出:
1、高考状元的神圣地位受到质疑。高考状元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必然性,也有偶然性。所谓必然性,高考状元的出现是一个学生的天赋、情商、志向、勤奋与家庭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教育方式和中学的办学理念、教师水平、教学方法的完美结合。而偶然性的因素很多,从内因说,只要在上述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不是当地最高分获得者,也就成不了高考状元;从外因说,一些优秀学生突然放弃保送机会,参加高考,竞争高考状元,多一个竞争对手,每一个人获得高考状元的几率就少一分。必然性在于只要存在高考,就必然存在状元;偶然性在于,理论上每一位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有机会成为状元。
2、高考状元≠职场状元。高考状元只是中学阶段的优胜者,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未来的路还很长。一个人是否成才,关键的是应避免随大流、追热门,而应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选择专业,培养立志、苦读、敬业、报国四种品质。多看看马拉松赛就知道,开始跑在前面的,往往不是第一个冲过终点。就人的整个一生来说,应该有个职业规划,把自己的潜力合理分配,在一生中瞄准自己的奋斗目标坚持到最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3、高考状元“阴盛阳衰”趋势日益明显。结果显示,在全国高考状元性别构成方面,1977-1998年,高考状元中男性明显占优,男状元占64%,女状元占36%。1999-2008年,女状元人数多于男状元,女状元约占52.36%,男状元约占47.64%,总体来看,男女状元仍“平分天下”,但高考女状元比例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已经从1999年的34.78%上升至2008年的60.00%,上升近一倍。全国高考理科状元中,1977-1998年,男状元占绝对优势,女状元不到1/3;1999-2008年,男状元还处于领先优势,约占63.48%,可以说,男性仅坚守着理科状元的阵地。全国高考文科状元中,1977-1998年,男状元仍占优势,约占53%,女状元约占47%,女状元勉强与男状元“平分天下”。而1999-2008年,女状元已处于明显的领先地位,约占66.24%,可见大学扩招后的十年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已是女性的天下。
4、“状元情结”升温。高考制度作为目前暂时无法替代的选拔人才方法,其积极影响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也值得反思。我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选拔人才的多元化时代也应该到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一年一度的高考状元,而应该包括各种自学成才的人才。我们的中学、大学、媒体在“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方面要走在前面,特别是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并作出令人信服成绩的怪才、偏才。如何去识别那些“不拘一格”的人才——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并作出令人信服成绩的怪才、偏才?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通过实验、观察、追踪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应该是发现那些“不拘一格”的人才——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怪才、偏才的指导思想。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主要结论是:除了1—2%的超常儿童(即所谓天才儿童)和2—3%的低常儿童(包括智力、情感、体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儿童)以外,95%以上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率、学习动机等方面,并无大的差异,“只要有适合学生个别特点的学习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杰出人才能学会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这就是说95%以上的正常儿童具有相同的学习能力;只是表现在对不同学科的学习兴趣上的不同而已。
5、高考状元成才过程中折射出中国教育弊病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高考状元成才过程中折射出中国教育弊病主要是唯智力论、唯分数论、急功近利。人们普遍认为: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国目前最公平、最公正的高考录取制度,是其他选拔方法无法比拟的;如果在分数以外再加上其它的条件进行录取,广大人民担心因为我国在转型期存在的“腐败”问题进入高考录取过程,就会不公平、不公正。这样,“统考”、“统录”就不能改变。只要有“统考”、“统录”,“分数”这把“最公平、最公正”的尺子就会使“状元文化”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在现实中,哪所中学能否出个“高考状元”会直接影响它在当地百姓中的声誉地位,影响到以后上级部门的政策扶持程度,影响到学校长远的发展,能不关注吗?大学也一样,“高考状元心之所向”似乎已经成为衡量大学优劣的一项重要标准,清华、北大不是还拿能招来全国每年半数以上文理“状元”作为“印证和炫耀”其老大地位的资本吗? 这种把“高考状元”作为一个中学办得好坏、把“高考状元心之所向”衡量一所大学优劣的做法是用阶段性替代长远性、用局部替代整体,是一种典型的急功近利行为。把一个人在中学阶段的成绩加以放大、甚至神化不是急功近利是什么!。
因此蔡教授总结道:质言之,高考状元就是一个“普通学生”,其职业发展鲜有出类拔萃者,其职业成就平均来说与“普通学生”没有区别。疯狂而又奇特的应试教育,片面追求名校和热门专业,轻视职业规划以及社会各界对状元的“捧杀”,是导致状元最后的职业成就低于社会预期的主要原因。高考状元“普通学生”的事实警示国人,是到了认真反思和彻底改革我国应试教育制度的时候了。希望高考状元多看马拉松比赛,做好整个人生的规划。建议社会不要用状元来看教育,也不要以一时的成败来看人生。
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蔡言厚教授仍在继续着研究和探索的脚步,为我国的教育和科技管理事业奉献力量。正如友人送给他的对联中所说:左联: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右联:在职、退休、节假日,天天学习。横批:终身工作。
参考文献
[1]武书连.中国大学排名综述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1年第8期)
[2]李书福主编.《中国民办大学报告2011——中国民办大学社会贡献力研究》[M]红旗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196-197
[3]中国校友会网中国大学评价研究团队.《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R](待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