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有消息称：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688.1亿美元，占当年全球流量的5.2%，其中国有企业占海外投资的70%，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跃居全球第五。 有海外媒体撰文称，国企海外投资是与中国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的；不过如果缺少约束，国企也会疯狂地追求利润，尤其是当企业逐渐成为小规模的利益集团时，企业利益就会伤害国家的利益。 此前缅甸叫停由中国投资300亿元人民币兴建的密松大坝，国际反应大多倾向缅甸政府。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论述国企海外投资问题时指出，缺乏经验、好大喜功、缺乏人才、官僚作风、激励机制不健全以及资本外逃是投资失败的国有企业的六大通病。 中国似乎有必要反思国企海外拓展的模式和方法。 风险频发 在一些人看来，近些年发达国家投资保护主义风险加大，动辄以威胁国家战略安全为由，使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海外商务行为频频受阻，导致中国海外投资风险频发。 观察可知，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方式主要集中在收购资源、市场拓展及收购单一资产方面，但收购资源往往引起竞争对手的抵制，并进一步导致海外投资成本上升。特别是在近年来人民币升值，外币贬值的趋势下，国企海外投资面临的汇兑风险愈发突出。 此外，国企海外投资多集中在经济欠发达国家与地区，这些地区大多面临国家政局动荡等不可抗力风险。面对日益复杂的海外投资环境，活动投入大、周期长的相关企业成本开支骤增。 近些年，国企巨头投资海外项目数以百计，投资金额累计更高达数百亿美元。而相关报告却显示，很多投资项目呈亏损状态。更有意味的是，在垄断、政策优惠的庇佑下，这些国企在国内市场则从未停止牟取巨额利润。 2008年6月，中国与沙特政府签署《关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合作协定》。其中麦加轻轨项目施工方由中铁建负责。 中铁建内部人士曾提到：“中国铁建高层多次表示，这一项目已经超出了企业间的商务行为，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是一项政治工程。”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曾报道：虽然中国铁建大多数海外项目都是雇佣当地员工，但为了确保工期，公司特意从国内派出了大批员工。 为了赢得更多中东市场份额，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上投下重注。 然而，忽视了风险评估和管控最终令中铁建亏损近42亿元。 从宏观的局面来看，中国国企海外投资，缺乏根本的战略意识。 战略缺失 从长期经验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绩效非常低，意味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综合效益较差，严重缺乏海外投资的技术优势。 国资管理专家刘仪舜对记者称，过去中国对亚非国家投资属援外行为，多从政治上出发。即便现在也是由国家政策性银行负责资金运作，经两国政府协商，确定由中方企业承建异国项目，并向银行贷款开工建设。 中国素有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当年曾不计成本免费为非洲贫困国家提供援助。但当下拥有大量外汇储备的中国并不是海外投资大国，况且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建设，往往被冠以扶助当地经济的名义，此举并非市场经济行为，投资即抱有回报期望的心理，与免费扶助的现实有着天然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况且，中国相关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比较低，尤其是投资方面的国际经验更少。在法律、税收、金融融资方面的经验更是欠缺。对国际环境不熟悉，缺乏信息和渠道，包括内部专业人才和外部咨询力量，更缺乏系统完整的战略规划， 视野和战略的缺失，导致在遇到政治、社会环境、法律、税收等方面的障碍后，相当一部分企业将缘由归结于当地的排外主义乃至政治歧视，并进一步引发了国企海外投资的困境。 此外，企业在劳务模式、监管模式等方面多有不足。 劳务模式之弊 选择大规模的异国普通工人劳务输出，并以企业行为整体到他国务工的行为，被观察人士认为值得商榷。况且，这些企业在海外，大多将自己设置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王国，缺乏与所在国的有效沟通。而出于保护本国劳动者利益考虑，各国正在不断收紧劳工签证政策，特别是对低技能建筑工人的工作许可越来越严。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用工机制需要思考。 此外，中国海外投资国企在当地多从事矿产资源开发、基础工程建设等行业。而相关行业在任何一个国家，多是被政府控制的产业。国企在无经营管理优势、无技术优势的前提下参与海外竞投工程项目，无非依仗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大量外国劳务工人涌入当地，除当权者获利外，亦导致当地国民失业率高企，并刺激民族情绪，引发冲突，进一步加深当地民众对中国企业的排斥心理。中国公司除了给当地带去一定的税收外，并不能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及经济效益，并且经常面临当地民众“环境破坏者”的指责。 参照在中国取得成功的跨国公司的经验可知，海外投资所倚靠的技术、管理及品牌优势，国企毫无优势。 不仅如此，国企海外投资还面临监管空白的困境。 监管空白 与国企海外投资急剧扩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海外国资监管缺乏管控。现行由商务部与国资委、外管局掌管的审批机制中，国资委负责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外管局关注海外国资的国际收支平衡，商务部决定海外投资审批。但是多部门职能交叉重叠，必定导致不同利益出发点引发的各种问题，不能保证海外投资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况且国企海外投资存在着严重的法律漏洞，早已超出市场规律本身的风险。原本海外投资在防范国有资产流失方面应该有极其苛刻的监管程序，海外投资项目的进展应有专人监督、实时跟踪、定期报告、及时公告。但基于淡化官方色彩等考虑，国企海外投资多以私企名义代持股份，将巨额国有资产的安全置于个人手中，国资安全前景堪忧。 在缺乏相关法律约束和投资论证程序的情况下，一些国企的海外投资往往没有团队考察及专业论证程序。一旦投资失败，也没有责任主体为此负责，更没有相关团队出面对公众进行程序解释，更遑论道歉与反思了。 此外，被国外广泛指责的中国公司在海外投资的腐败问题，成为近些年的突出矛盾。国企在境内的反腐形势本不乐观，走出国门脱离监管之后，如果听任企业以开拓市场为目的进行违反商业道德的活动，那么国企海外投资的行动无疑是失败的。更何况，派驻海外的企业还有可能成为某些人向海外转移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渠道。 国企是否仍需继续海外投资经营模式？ 民企的空间 刘仪舜认为，中国相关部门需要从法律机制、内部机制、管理体制、干部选用等方面加强把控。但是“不能妨碍我们对外开放，因为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我们。这是一种国家战略。” 中国企业需要走出去面向全球寻找资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提供有效的后备力量。但企业在全球的行为必然涉及国家战略利益的发生，面对一些声音对中国企业“新殖民主义”乃至“中国式掠夺”的指责，相关企业需要在法理、道义乃至经济层面上尽可能的做到未雨绸缪。 此外，刘强调，各国对外企投资本国项目所持政策不同，而众多贪腐行为也易在不规范的交易行为中发生，中方需要注意的是，相关企业机制是不是科学，是否在规范的市场行为框架中行事。 因此，当务之急，有必要制定相应办法，对国有资产的海外投资进行规范，就投资程序、投资论证、投资责任的明晰和投资范围以及如何分散风险等作出相应规定。在对外投资工作中，应该严格落实责任制，对因主观因素致使投资项目不能正常经营或亏损的，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处罚。
更应明确的是：基于基本的市场行为原则，中国企业“走出去”，只能依靠民营企业。林毅夫建议，在对海外投资的策略上，中国应该以鼓励私企投资为主。私营企业大多产权明确，规模相对较小，善于在海外市场中寻找缝隙生存。 只有放松资本管制才能让民营资本成为海外投资主力。而政府在企业海外投资中的职能应该逐步转向信息服务、培训业务指导以及金融支持等方面。只有民企真正发展壮大了，国家利益方能在根本上得到稳固与保障。 但此举在当下来看似乎不具现实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