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不是什么乐迷，一般歌星离开了，我不会主动对其作出任何报道或评价，正如比凤飞飞“早走一天”的“美国天后”惠特妮·休斯顿突然在洛杉矶去世，反应是有的，但不会太大。但凤飞飞的离去，却引起了我特别的关注，因为，在我的青春时代，是听着她和当时不少台湾歌星的歌成长的。 那是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其时，我和许多同样来自广州的知青下乡至光明农场。农场位于宝安县（即今日深圳光明新区），因此，只要有收音机，即使是“原子粒”（即半导体），也可以收听到香港的电台节目。不过，那时公开收听是不可能的，只能偷偷地听。当时“文革”还没结束—哪怕不是因为“文革”，也因为要坚持阶级斗争，凡偷听境外广播的都属“收听反动电台”，一旦被揭发，至少会被列入批斗行列。 不过，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常常偷偷地“收听反动电台”—香港商业电台（下称商台）。每到深夜时分，就会有音乐节目，播出的歌曲绝大部分为国语流行歌；到了下午两三点，则有“点唱歌曲”节目，所播出的歌曲也大多为国语流行歌曲—到港后才知道，整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来自台湾的国语流行歌曲雄霸了香港乃至东南亚华人社区，粤语流行歌是自1973年电视剧《啼笑因缘》的同名粤语主题歌播出后才渐渐成了香港流行音乐的主流。那时的下乡生涯无疑是艰辛的，幸而整个生产队（100多人）都是广州不同学校的知青，尽管过着半军事化的集体生活，可是，因为都来自广州，所以大家彼此的习性相近，特别是因为广州的特殊位置所造成的文化背景。例如，广州过半家庭有海外港澳关系；再如，我家中有唱机，甚至有来自香港的当时最新的粉红色塑胶流行音乐唱片，别的同学家里也有类似情况：嘴嚼巧克力不是什么新鲜事，由父母带着到太平馆吃西餐也非罕见。上世纪60年代初期，《羊城晚报》每逢星期二有半版港澳新闻，市民可以看到香港电影（尤其是粤语片）—这都是当时内地城市所没有的。故而，来自广州的这一群“学生哥”听听“反动电台”的歌，成了很自然甚至是顺理成章的事。在那个时候，白天“唱红歌”，晚上听“黑歌”甚至还会哼唱“黑歌”，现在看来有着极大反差的荒诞。 一次，一个同学从宿舍走出来时不经意地唱《何日君再来》，被指导员（是个复员军人）听个正着，当时指导员只说：“有那么多歌唱，为什么要唱这歌？”到了晚上就召开全队会议，批判这个同学。同学交代说，是从商台学回来的，唱歌的人是叫凤飞飞！随即，他进行自我批评并交出自己的收音机了事。 其实，对我们知青来说，凤飞飞、尤雅、姚苏蓉、崔苔菁、包娜娜、青山、赵雷、鲍立、林冲这些台湾歌星都是熟知的名字，较流行的就有凤飞飞的《绿岛小夜曲》、《南屏晚钟》，至今我们还可以熟练地唱出《绿岛小夜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摇呀摇，姑娘哟，你也在我的心海里飘呀飘。让我的歌声随那微风，吹开了你的窗帘，让我的衷情随那流水，不断地向你倾诉。椰子树的长影，掩不住我的情意，明媚的月光更照亮了我的心。这绿岛的夜已经这样沉静，姑娘哟，你为什么还是默默无语。”当时在我们听来，凤飞飞的歌声格外柔软，像是轻巧的湖面上绽开的涟漪，一圈又一圈的波纹，让人着迷。 不久，一些有较好音乐基础的同学根据记忆，将这些“反动电台”歌曲记下了简谱，填上歌词，还写上原唱者是谁。很快地，这些手抄歌谱就传开去，厚厚的一本又一本，流行歌就这样流传开来。有时，男生更会对着女生大唱凤飞飞的《姑娘十八一朵花》：“十八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眉毛弯弯眼睛大 ，眼睛大；红红的嘴唇雪白牙，雪白牙；粉色的笑脸，粉色笑脸赛晚霞，啊！ 姑娘十八一朵花，一朵花！” 在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空前匮乏的年代，尽管是对香港流行文化并不算陌生的广州知青，生活在不属于他们却需要流汗甚至流血的地方而遭遇困惑、迷惘和失落时，何以解愁？唯有利用看不见的电波掬取一些令他们可以稍感舒畅的柔性乐章，按摩一下疲惫的心灵。凤飞飞，就成了知青们掬的一抹彩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