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问题官员复出，并非新鲜话题，却再度成为热词，盖因老旧的问题遇到了簇新的情况。据媒体报道，上海市静安区党委原副书记、区长张仁良，因2010年11月15日上海胶州路高层住宅大火重大事故问责，分别在2011年6月和7月，被撤销了行政职务和党内职务。2011年11月出任上海援疆前方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2012年2月被任命为喀什地区党委副书记。 这一特大事故，导致58人死亡，56人失踪。事故后26名责任人被依法追究刑责，28名责任官员受党纪政纪处分。这名因严重失职而被处以撤职处分的官员，不到半年就换了一个马甲复出，再度引起了公众和舆论的议论和质疑。 查阅中共中央办公厅2010年3月印发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16条明文规定：“受到调离岗位处理的，一年内不得提拔；引咎辞职和受到责令辞职、免职处理的，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两年内不得提拔；受到降职处理的，两年内不得提拔；同时受到纪律处分的，按照影响期长的规定执行。” 据此，公众的质疑不但事出有因，而且言之有据，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追问：对照规定，遭到比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和免职更为严重的撤职处分的官员，不足半年即复出，是不是太快了？究竟是怎么回事？ 几乎所有的问题官员复出事件都会遭到舆论抵制，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从2003年因“非典”被问责的官员复出算起，这个议题已经横跨了两个五年计划了，而且在质疑和讨论中“收获”颇丰。虽然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被问责的官员）政治生命到此为止，复出的可能微乎其微，要重新取得公众信任就很难了”，但当下，其实公众和舆论都已经不再讨论官员是否可以复出这样浅层次的问题了，而是想纵深发展，开始关心理据（何以复出？）以及程序（如何复出？）诸如此类涉及制度设计和管理水平的问题。 纵观历史，虽然历朝历代都不乏问责官员永不叙用的实例，但遭贬谪的官员东山再起也屡见不鲜。也就是说，如果继承传统，那么，问题官员复出并不是问题。而正视现实，禁止问题官员复出可能性也非常小，学习时报副编审邓聿文就此分析道：首先，在目前，要官员自缚手脚并不现实；其次，培养干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不能出了问题就弃而不用；再次，一些问责官员本来就是代人受过，问责时是被允诺了有一定的回报，其中就包括复出和升迁。不让复出，就是政治失信，违反了官场的潜规则。 问题在于，公众对问题官员的复出普遍感到疑惑和不满，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必须正视的社会现象。而这一现象折射出行政和干部任免制度不完善甚至失范，同时会将公权力陷于信任危机的泥淖，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 比如，竹立家教授就指出，“现在问责的官员大面积、几乎100%地复出，伤了民心。”中国人民大学毛昭晖教授则就此质疑官员问责制度的缺陷，认为相关规定中，一些条款不合理。一些条款则过于笼统模糊，“在这样的规定下，问责制可能成为平息公众不满情绪的‘避风港’，而官员免职则成了‘带薪休假’”。
显然，完善官员任免和问责制度，规范和尊重执法和行政程序，同时增加信息的透明度，是在问题官员复出这个问题上，向公众释疑、消除不满情绪，疏通在这个问题上的社会瘀结，化解这一有损政府公信力的社会现象的不二法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