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双非政策 反“双非”无关香港歧视



     香港,咖啡馆里,甘浩望一边翻着背包里的资料,一边小声嘟嚷地说了两个字,“歧视”,就立刻引来邻桌一位市民侧目。他有些不好意思,低着头继续翻找资料,对记者耸耸肩,表示无奈。

  之所以引来侧目,是因为甘的谈话里始终说到“居港权”和“双非儿”。作为一个外国人,甘浩望一直致力于帮助新移民争取居港权,长达二十几年,许鞍华电影《千言万语》中黄秋生演的甘神父一角,正是以他为蓝本。

  2月1日,香港一家报纸刊登了一整版广告,上面的大字赫然写道:“你愿意香港每18分钟花100万港币养育双非儿童吗?”并在画面右上角,绘有“蝗虫”标志。该广告由数百名香港人自发捐款刊载,很快引起哗然。此后几天,香港街头更有市民当着内地游客的面高唱“蝗虫歌”。

  “蝗虫”广告目标直指双非家庭,最后提出修改《基本法》的诉求。

  不可否认,“双非”一词,击中了香港社会的敏感地带。

  赴港生子潮中的“双非儿”

  2月8日,香港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一岳在电视上公开表态,称医管局正检讨明年接收非本地孕妇分娩的名额,会视乎本地孕妇的需求,或会进一步降低甚至取消全部配额。

  新闻播出时,小仙(化名)正在吃饭,即将满四周岁的她不会知道,时光倒退到五年前,自己的妈妈也是香港媒体口中所说的,非本地孕妇。

  小仙的父母在东莞市长安镇,爸爸是一家私营企业的主管,妈妈陈女士是家庭主妇,家里已经有一个8岁的哥哥,在外人眼里,这是一个名符其实的三口之家,而不是四口之家,因为小仙一直用透明的身份生活着,用她自己的语言来说,是个“香港妹”。

  “那时候觉得一个孩子太孤单了。”陈女士说。2007年,她再次怀孕,并于2008年在香港仁安医院诞下了小仙。

  为什么选择在香港生孩子?一是内地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二胎,二是“因为有亲戚在香港,宝宝出生前后的手续流程都由亲戚代劳,很顺利,不需要通过中介机构”,陈女士对记者说。

  但大多数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却是个奔波的过程。

  2011年,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一部关于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纪录片。

  一个来自重庆的孕妇,拿着只能逗留七天的港澳通行证,在预产期前几日来到香港。早在好几个月之前,她已联系好一位在深圳的老乡。这天,这位老乡带着她入境过关、住宿、然后是检查身体、安排剖腹产日期。床位很紧张,生产日期并不能由她自己说了算,因此,她的丈夫甚至没能赶得及在此之前来香港照顾她。

  这间香港医院只负责妇产科,手术室24小时工作,但仍然满足不了所有孕妇的需求。

  生产当天,本来约好的手术时间因为急诊突然来了病人需要优先手术,她的手术时间被推迟了。

  因为孩子是在香港出生的,手术后,这位内地妈妈拿到了孩子的出生证明。因为医院的床位实在太紧张,她只能住院两天,便要匆匆出院,跟着老乡,拿着一纸出生证明,到香港的各个行政单位办理小孩的香港身份证,以及随时能够往返香港内地两地的回乡证。

  从此,这个小孩就是香港人了。

  这是她在香港生的第二个小孩,头胎起她就选择了到香港生产。在内地,一个家庭生两个小孩,不受法律允许,并要缴纳社会抚养费。

  办证效率很快,七天逗留时间也即将结束。重庆妈妈带着小孩,坐25个小时的火车,又回到家乡。

  纪录片中的重庆妈妈及其丈夫,均非香港居民,然而他们的孩子在香港出生的那一刻起,根据香港目前的条例,就即刻拥有了香港身份。这样的家庭,香港人称之为“双非家庭”,这样的小孩,香港人称之为“双非儿童”。

  片中那位服务内地孕妇在香港境内一切事务的重庆老乡,其工作便是向内地孕妇提供办理赴港生子的所有帮助,在和香港仅有一岸之隔的深圳,这样的中介公司有上百家,有正规的,也有非正规的。

  而在香港本土,也存在着不少与深圳中介性质类似的医疗集团,实际上,内地孕妇赴港生子,已经成为香港医疗产业的一环。

  进退两难的人口危机

  实际上,双非问题发酵已久,如今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焦点,坊间及各界学者大多将矛头指向几个方面—11年前判决的庄丰源案、香港的人口政策、香港医疗资源投入现状。

  时间追溯到1997年,一对广东夫妇在香港生下一子,取名庄丰源,之后这对夫妇被入境处发现后遭遣返,而庄丰源则留在香港与拥有当地身份的祖父母一同生活。1999年,香港入境事务处指出庄丰源没有居港权,计划将其遣返,其祖父不满,遂代表庄丰源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质疑《入境条例》的合宪性。

  这就是著名的庄丰源案。

  甘浩望是13年前参与游说支持庄家争取居港权的人士之一。在此之前,甘浩望作为一名居港的意大利神父,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为新移民争取居港权。从油麻地避风塘的艇户争取上岸,再到水上新娘居港权,一直到庄丰源案,再到近年来的外佣居港纠纷。

  “怎么可以说新移民抢占了港人的资源呢?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香港的资源。香港人的想法太……”甘浩望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形容,用两只手拼成一个框框比画着,在桌上比画了好几遍,框框越变越小。

  “你知道吗,2007年的时候,曾荫权说,香港出生率全球最低,不能让人口老化、减少,香港要成长,要有竞争力,就要让1000万个人住在这里。”甘浩望说,“1000万人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香港如果要有1000万人,每个香港的妈妈就要生三个小孩。”

  甘浩望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惊讶,“这是不可能的,香港人压力太大了,处处要用到钱,都忙着赚钱,怎么可能生三个小孩?”在他看来,外佣来港工作,外地人来港生子,就刚好填满了香港的人口缺口。

  “我搞不明白,几年前说要人口增长的时候是一个样子,到现在又说要控制居留权,变来变去,搞到要让人坐监。”几天前,香港入境事务处首次检控了一名无经营牌照的中介人,最后法院作出10个月囚禁的判决。听闻此消息,甘很自然地流露出神父常有的怜悯表情。

  事实也确实如甘浩望所言,不止有一个声音指出,当年的庄丰源案,庄家的胜诉,是香港为考虑解决人口负增长,吸引外来移民,故意而为之的。

  2001年,经过一番拉锯,香港终审法院裁定,庄丰源一方胜诉。指《入境条例》相关条文违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依据《基本法》第24条(一)所定义的“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故庄丰源是香港永久性居民。

  自此,香港正式拉开了赴港生子落地入户的闸口。

  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当时的终审法院判词曾这样写道:根据入境事务处提供的数字,从1997年7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只有1991名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母亲是非法入境、持双程证或短暂逾期居留香港,父亲也仅是在香港临时居留或不是香港居民)会因为入境事务处处长被判败诉而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权,等于是每年约555人,可见即使入境事务处处长败诉,也不会令香港承担任何重大风险。

  然而,根据香港统计处提供的资料,时代周报记者计算得出,从2000-2011年,香港累计出生的双非儿人数达到174071人。

  到底是谁在贩卖居港权

  香港原先估计可能每年将有几百名双非儿,十年间累计下来最多也不过几万名,但事实却是,经过十年变化,如今这个数字蹿升到17万有余。

  而香港估算错误的例子,还不止这一单。

  此次香港人针对双非儿的反对声音,最重要的矛头直指,内地孕妇抢占公共医疗资源,致使本地孕妇反而无床位,或是要付出昂贵价格去私立医院生产。

  “十几年前,香港出生率太低,政府因此把产科资源投入缩减,没想到现在需求爆棚,应付不来所有需求。”甘浩望分析。

  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则更直接指出,是香港政府推行的医疗服务产业化造成资源紧张,错并不在内地孕妇。“是政府将公立医院的资源投入缩少,包括资金、医疗人员,转而投入到私立医院当中去,用医院赚钱。如果政府愿意将每年盈余的钱投入到社会福利当中去,资源不会这么紧张。”梁国雄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

  香港网友EdwinChau在网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完全错置的双非争议》,当中也明确表达立场,称所谓临时“冲急诊”的内地孕妇比例少之又少,超过96%的是通过合法途径预约的内地孕妇,是获香港政府同意认可的。

  文章中指出,2007年后,内地孕妇都是通过申请非本地孕妇分娩配额合法入境,到公立医院分娩,更必须先缴付39000港币才获发预约确认书,不可退款。

  而众所周知,如果去私立医院分娩,费用一般在10万元以上。而私立医院的发展正是香港推行医疗服务产业的重中之重。

  可见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费用不菲,最后文章发出“是谁在贩卖居港权”的问题。

 香港双非政策 反“双非”无关香港歧视
  同样为香港网友的MinnaHo,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一间餐厅只能容十个客,贪心的店主招呼了20个客人进去,搞得怨声载道。先到先得的客人,不去怪店主,反而持刀追斩后来的食客,岂非咄咄怪事?”

  除医疗资源被占用之外,香港人还指出,因为每年逐渐增加的双非儿童,迫使教育资源也十分紧张,间接占用了香港本地学童的学位。

  每到上学的日子,早晨七八点,深圳各口岸跨境上学的双非儿童及其家长是出境的主力军。

  这些小孩每天花费在去香港读书的路上,往返常常需三四个小时。早上,没有香港身份没有返乡证的家长只能送到出境处,一些不过四五岁的小孩,需要一个人经历这漫长的上学路。

  曾荫权在今年1月份的公开发言当中透露,本学年的跨境学童数目,已经接近13000人,较上年增长30%,并预计下一学年仍然会显著增加。

  反“双非”并非歧视

  并不是所有的双非儿都有条件跨境上学,小仙就没有。

  因为香港开销太大,加上要躲避计划生育的罚款,一家人选择让她在亲戚家寄住读书。她还没有去过香港,但她知道自己是“香港妹”;她有自己的家,但是不能经常回去;过几年就要读小学了,但她却没有内地身份。

  陈女士跟丈夫商量,准备到广东偏远点的地方给孩子入个内地的户口,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于同时拥有香港身份证和内地身份证的合法与否,陈女士不敢肯定,“有朋友的孩子现在就同时拥有这两个身份证,登记的时候出生日期和名字都会改动,应该没问题的。”但拥有两个身份会不会有什么后续的麻烦,陈女士不知道,只能沉默。

  一家人的困扰并没有因为小仙的香港身份而得到宽慰。

  看到“蝗虫”新闻的时候,她有点惊讶。“当初去香港生孩子一切都正常,香港的医生和护士都很友善,加上香港的亲戚全程陪护,感觉跟本地的孕妇没什么两样,并没有受歧视的感觉呀。”可要是现在让她碰上新闻里说的事,她觉得肯定不好受。

  2月4日下午,香港城市大学讲学厅,超过一百人在现场,听文化评论员陈云和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辩论。

  陈云称,港人在内地孕妇及双非儿问题上没有入境审批权,香港地少人多,无法负荷无节制的双非儿。而梁国雄直言,所谓反蝗情绪实际很危险。

  2月14日,时代周报记者分别联系采访了陈云和梁国雄,陈云一再强调,反对双非不涉及歧视,自己也不是反对所有的新移民,自己反对的只是无节制地接受所有双非申请。“而且,据我所知,除了公开申请配额之外,还有不少超出配额的申请,这很糟糕。”陈云说。

  而梁国雄则认为,“不管是香港人还是内地人,获益的都是有钱的权贵,穷人只能默默接受命运,逐渐被‘边缘化’。”

  说到香港政府采用行政手段限制内地孕妇申请配额数量的做法时,二人却意外地持相同的赞成意见。

  “反蝗情绪,实际是双非问题被媒体夸大之后,被鼓动起来的。”梁国雄认为,矛头不应该指向内地同胞,需要质疑的是政府的诚信。

  “政府手握资源却没有善用,是这种不公平的源头。”梁国雄说,“对香港人不公平,对内地人也不公平。”

  “每次我去参加一些游行活动,第二天打开报刊杂志,看到的都是说香港人歧视什么什么人,但市民的诉求却被缩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甘浩望不无失望地说,“其实歧视不是关键的那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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