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10年底，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一项评估中国经济的新指数—克强指数（LiKeqiangIndex）。该数字综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担任辽宁省委书记时偏好参考的货运量、用电量以及贷款3项数据，《经济学人》认为，这是比GDP数字更能准确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参考指标。 而根据中国建设银行金融市场部张涛博士近期的研究，1995年至今，“克强指数”大跌至5以下仅有3次。第一次，1998年1月，该数字从前一年12月份的9.03骤降至2.07，相应地，1998年一季度的GDP增速由1997年四季度的8.4%下滑0.8%，直至当年二季度达到6.8%后才见底。
第二次，2009年1月，该指数与GDP增速间的关系再度被演绎。而今，类似的信号亮起，2012年1月，“克强指数”跌破5，这是否预示着又一次的经济滑坡？ 2月16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李克强发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一文，其中谈及对经济滞胀的担忧，“从国内看，经济增速缓慢回落与物价涨幅仍处于高位的问题相互交织，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 “就此轮调控结果而言，经济增速回落确实跑在了通胀回落的前面，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抑制，那么，经济滞胀的风险将会增大。”张涛告诉时代周报。 通胀未止，而经济下行的压力加重，如此，宏观调控面临的难题似乎已变得越发复杂。 CPI将长期超3% 比林书豪更“疯狂”的恐怕只有去年的CPI，全年平均同比上涨5.4%。2011年7月始，受制于数度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等严厉的货币政策，CPI开始进入下行轨道，同比涨幅逐月减少，但始终保持在4%以上。 2012年2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新年首月的CPI结束此前5个月连续走低的趋势，反弹至4.5%。这一消息让市场颇感“意外”。 “节日性、临时性因素是主因，2月份的价格总体水平将稳步回落。”上述部门如此解释。“鉴于春节与元旦，1月份的食品价格大幅上升，但商务部发布的2月份上旬数据显示，蔬菜、猪肉的价格均在下降，而房地产调控继续，非食品方面支持CPI上涨的动力不强。”阳光保险资产管理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温永鹏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2月份始，CPI将重回下行通道。 而据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预测，这一数值在2月份将降至3.9%，而2012年全年的平均值可能为3.3%。 “同比来看，上半年CPI逐月回落的态势可以基本确定，如果情况好一些，全年均值可能低于3%。”张涛说。 不过，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并不如此乐观。他在2月20日的博客中写道，蔬菜价格有明显的大小年模式，2012年是蔬菜价格的大年，同比涨幅或将回到20%的水平，这可能意味着，春节因素带来的影响消失后，蔬菜价格不会明显回落。尽管这不影响CPI下行，但全年通胀的降幅可能小于预期。 事实上，我国的高通胀已不可逆转。按照张涛的统计，2001－2011年这十年间，中国的CPI已累计增长近30%，M2（广义货币）扩容更是达到了515%。“若用更为客观的GDP平减指数（GDPDeflator）来观察通胀，10年的涨幅接近70%。这显然与普通居民的实际感受更为接近。” 而网上流传的一段“谁动了我的CPI”的视频更让人发觉通胀之刀“血淋淋”。其中谈及的汤阿婆1977年存入人民币400元，当时，这相当于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费用，可以购买茅台50瓶或者绿色大米2200斤或者蔬菜上万斤。时光飞驰，2010年，她取回本息835.82元，不够买一瓶茅台。 基于连年的通胀，即便是3.3%的年均增长，也非较低水平。即便如此，多位经济学家对时代周报表示，CPI可能将长期维持3%以上的水平，而究其具体原因，他们也有一些“共识”。 “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如果经济增速达到9%，劳动力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相对不足，价格就会上涨。而铁矿石、铜等大宗商品亦是如此，由于资源压力，只要中国经济大幅扩张，价格就免不了节节攀高。”温永鹏告诉时代周报。 “最能解释去年以来CPI表现的则是货币因素。最初，货币超发主要表现于稀缺品、奢侈品的价格以及房价等方面，直至去年，这种影响逐渐向金银珠宝、艺术品、古玩等普通商品领域传导，进而助推CPI高位运行。”李迅雷说。 正因如此，收紧流动性成为去年宏观调控的重点工作之一，而这又为另一重风险埋下了伏笔。 年内或多次降准 严厉的货币政策之下，克强指数预示的风险其实早有端倪。 2011年12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江苏调研时“归纳”了严峻的经济形势：一、出口下降幅度逐渐增大；二、制造业效益下滑，部分企业出现亏损；三、外部市场萎缩与综合成本上升碰头；四、经济下行与物价处于高位并存。 彼时，“经济领先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自9月始一路走低，于11月跌落至荣枯分界线50以下，为2009年3月以来的最低值。次月，受益于元旦、春节效应提前释放，PMI回升1.3%，“勉强”重上荣枯线。 2月1日，2012年首月的PMI公布，情况略好于预期，达到50.5%。这被市场认为是“经济增速回落趋缓”。但坏消息是，外需低迷不减，1月份的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行1.7%至46.9%，该指数目前已连续四月徘徊于50%以下。 “中国经济仍处于‘弱运行’状态。”光大银行首席宏观分析师盛宏清随后推测，“中小企业的PMI以及新增贷款可能都不会太高。因此，政策上需要下降存款准备金率支持信贷投放”。 果不其然。2月15日，央行公开1月份信贷数据，其中，新增贷款仅7381亿元，远远低于历史同期水平；而M1（狭义货币）余额为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3.1%，较去年末回落4.8%。 “1月份M1的同比增速降至历史最低的3.1%，这非常危险，流动性的过度匮乏可能引发非预期的经济下滑。”中国社科院金融所副所长殷剑锋如是分析道。 17日，更具参考价值的数据、1月份社会融资总量曝光，仅为9559亿元。“依此年化估算，2012年全年的社会融资总量将不足10万亿元，而2009年、2010年、2011年的这一数值分别达到了14.08万亿、14.3万亿以及12.83万亿元的水平。由此可见，相对于经济整体增长的需求，目前的货币条件偏低。”张涛说。 而高善文推测，去年12月以来，投资领域的经济活动可能显著、快速走弱，这对贸易盈余、资金需求、重工业活动等产生了较大影响。因为投资疲软，经济预期恶化，春节前经济活动的减速早于往年，而节后的恢复则更晚。 2月18日晚间，央行终于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2011年12月5日央行3年来首次降准之后第2次“解冻”资金。 “降准是中性货币政策的持续。目前，我国面临外汇占款以及到期央票大幅减少的局面，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为了避免因此导致的流动性短缺，降准是一种选择。”在李迅雷看来，货币政策尚未转向，为了补足流动性的降准不会支撑CPI上涨。 而为了进一步补充流动性，刺激经济，张涛预测，两会前后，贷款利率或将单边下调0.27%，与此同时，3月份还会迎来一次降准。“如果实体经济财务成本的降低可以促使其保证产能、增加就业，那么，从产品供给和收入增加的角度来看，降准或将有助于缓解通胀，而非推高CPI。” 目前，为兼顾管通胀与保增长，央行采取的是宏观审慎框架下的逆周期调控。“换言之，央行如果前瞻性地预测到经济和通胀均处下行通道，那么，就可以适当放松货币政策，刺激经济。而目前，条件已经成立，央行也就有空间实施微调。”在温永鹏看来，存准率从21%下调0.5%只是提供了一种要注入更多流动性的信号，可能会改变通胀预期，但作用很小，不足以改变CPI下行的趋势。 滞胀之忧 CPI高位运行，而经济增速缓慢回落，中国经济似乎正表现出更多“滞胀”的特征。 “中国的名义GDP达到8%，而有效GDP可能不足1/3，相当部分是重复投资、政绩工程，并无太多经济效益可言，也不能容纳更多就业。”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经济滞涨正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问题，应该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过，我国的财政政策素来宽松，而且，以国家与国有企业投入为主，故而，当目前经济需要恢复更快增长时只能依靠货币政策，但此种操作或将加剧通胀。 不过，这一说法亦有反对之音。“有效GDP的提法搁在2009年确实成立，但目前，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占比已从30%降至20%左右。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无法解决就业，那么，目前为何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在李迅雷看来，中国经济不存在较大的下行风险，今年的增速仍可维持8%。 温永鹏则认为，有“滞”无“胀”。“尽管CPI仍在高位，但目前正处于下行通道。事实上，中国的通胀与经济通常是同向波动，很少出现‘滞胀’这种反向波动的情形，只有某些短暂时期，譬如去年7月，CPI上行，而经济慢慢下行，但由于持续时间很短，不足以称得上‘滞胀’。” 而从克强指数分析，此前跌破5的两次中，1998年1月的CPI为0.3%，2009年1月的CPI为1%，而2012年的CPI高达4.5%。“即便未来通胀放缓的趋势不减，以前两次经济减速的前车之鉴，若目前的货币政策不调整，那么，经济放缓无疑会跑在通胀回落之前，这也是掣肘央行加大微调力度的重要原因。” 张涛告诉时代周报，未来，通胀中枢（即整体通胀水平）的提升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后期管理通胀时，除了继续通过货币政策控制总需求，应该在供给层面多做文章，通过增加产品供给、提升劳动生产率、改善居民收入等方面进行应对。 至于如何解决“物价、经济增速以及结构”之间的矛盾，李克强则在上述文章中指出，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 实际上，1971年—1980年间，日本也曾经历高通胀，核心CPI年均水平达到9%，经济情形亦与目前的中国相似，但1991年后，其便进入了近20年的通缩。而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经济中，内需一直保持稳定的比重，1955年—1960年，为62.69%，2001年—2011年，为58%，其间浮动于58%上下。 “日本这样一个以外贸起家的国家，如何做到内需稳定？而这种稳定对于经济崛起和持续发展又起到了多大作用？这些问题我尚在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两者之间必定存在联系。”张涛说。 对照日本，中国主张扩大内需已经多时，但效果并不明显。例如，受汽车、家电等商品消费刺激政策即将到期的影响，2011年1月—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扣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增速为11.4%，明显低于近年来13%左右的正常年份增速。 事实上，在2011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内需对于稳增长的作用已被强调，声称“要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等方面”。只是，落实这一期望，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