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张爱玲故居 《16城记》 上海 到底是上海人 张爱玲
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一年前回上海来,对于久违了的上海人的第一个印象是白与胖。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第二个印象是上海人之“通”。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初到上海,我时常由心里惊叹出来:“到底是上海人!”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喏,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新闻报》上登过一家百货公司的开幕广告,用骈散并行的阳湖派体裁写出切实动人的文字,关于选择礼品不当的危险,结论是:“友情所系,讵不大哉!”似乎是讽刺,然而完全是真话,并没有夸大性。上海人之“通”并不限于文理清顺,世故练达。到处我们可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 去年的小报上有一首打油诗,作者是谁我已经忘了,可是那首诗我永远忘不了。两个女伶请作者吃了饭,于是他就做诗了:“樽前相对两头牌,张女云姑一样佳。塞饱肚皮连赞道:难觅任使踏穿鞋!”多么可爱的、曲折的自我讽嘲!这里面有无可奈何,有容忍与放任——由疲乏而产生的放任,看不起人,也不大看得起自己,然而对于人与己依旧保留着亲切感。更明显地表示那种态度的有一副对联,是我在电车上看见的,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字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一向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他们去吧!各有各的理。“男女平等”,闹了这些年,平等就平等吧!——又是由疲乏而起的放任。那种满脸油汗的笑,是标准中国幽默的特征。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浑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关于“坏”,别的我不知道,只知道一切的小说都离不了坏人。好人爱听坏人的故事,坏人可不爱听好人的故事。因此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但是,如果她不是长得美的话,只怕她有三分讨人厌。美虽美,也许读者们还是要向她叱道:“回到童话里去!”在《白雪公主》与《玻璃鞋》里,她有她的地盘。上海人不那么幼稚。我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包括《沉香屑》《一炉香》《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琉璃瓦》《封锁》《倾城之恋》七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我喜欢上海人,我希望上海人喜欢我的书。——《杂志》1943年第11卷第5期
更多阅读
厦门暑假工招聘网 《16城记》 厦门 暑天在厦门 蒲纳
此辈摩女当以负笈上海、香港,暑假回厦者,风头最健。她们的服饰是五迷十色,肉感炫人,使土产摩女又羡又妒,每出入于戏院公园,必掠人注意,甚至颇有仁史们作义务跟班。虽说厦门是处在亚热带的南中国,但气候倒也是挺温和的,热得“要命”自
鸟 梁实秋 《16城记》 台北 台北家居 梁实秋
在未装纱窗之前,大白昼我曾眼看着一个穿长衫的人推我栅门而入,他不敲房门,迳自走到窗前伸手拿起窗台上放着的一只闹钟,扬长而去。我追出去的时候,他已经一溜烟的跑了。这不算偷,不算抢,只是不告而取,而且取后未还。“长安米贵,居大不
台北到北投 《16城记》 台北 北投草山记 李之谟
房子都是日本式的,此种房子以清洁玲珑见长,走廊的地板一定要揩拭得光可鉴人,着了白袜子走半天也不会沾上一些灰尘。纸窗糊得很新的白纸,纸门也有彩花的厚纸裱糊,室内窗明几净,坛上花瓶中有日本特殊的插花艺术,墙上可以挂悬些书画
台北风情街 《16城记》 台北 台北风情画 云凌
据说,小吃摊上的鸡、鸭、鱼肉,未经过消毒,吃时不免下着戒心;但在一百度的滚热沸汤里,细菌已被消灭了。所以在女主人“来坐!”“来坐!”的殷勤招待下,过路的客人们,就亲切地坐在旁边就食。现在虽说是农历二月,台北早已春暖花开了。迎着
苏州火车站到观前街 《16城记》 苏州 黄昏的观前街 郑振铎
那末狭小的一道街,三个人并列走着,便可以不让旁的人走,再加之以没头苍蝇似的乱攒而前的人力车,或箩或桶的一担担的水与蔬菜,混合成了一个道地的中国式的小城市的拥挤与纷乱无秩序的情形。我刚从某一个大都市归来。那一个大都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