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纵观历史，大部分声名显赫的帝王都是靠其功绩赢得了各方的尊重，同时也得到了人民的敬畏。而真正受人民爱戴的帝王并不多，唐太宗李世民算是个特例，这与其提出并施行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有关。李世民是将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儒家思想贯彻得最好的一位帝王。8226;修订唐律《唐律》是唐朝法律的统称，相当于现代的《宪法》。不同时代的皇帝，为了体现自己的法治思想，都会对前朝或者上一代的法律作出一些改动。《唐律》最早的版本是唐高祖时期颁布的《武德律》，是以隋朝的《开皇律》为蓝本所制定的法典，共十二篇500条，内容与《开皇律》基本相同，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施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提出“依法治国”的思想，要求长孙无忌、房玄龄、裴弘献等人根据《武德律》编撰的法典，修订《唐律》，并提出了《唐律》的指导方针，“法乃天下之法，非朕一人之法”，要求修订者必须切实考虑人民的根本利益。另外，李世民还特别强调“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能从轻处置的，不能过于严厉。同时，法律要尽量简单，让老百姓看得懂，便于理解和执行。经过前后十余年的时间，《贞观律》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完成，并颁行天下。仍是十二篇500条。与《武德律》相比，第一，废除斩趾酷刑，增设加役流；第二，大大减少了旧律中重刑条款的数量；第三，缩小了族刑、连坐的范围；第四，确立了五刑、十恶、八议、请、减、赎、当、免及化外人有犯、类推、死刑复奏等基本原则和制度。据后人对比分析，《贞观律》与《秦律》相比，减少了160条死刑条款；与《开皇律》相比，减少90余个死刑条款。同时，《贞观律》也列出了一些极为人性化的法律条款，比如，“对孕妇处以死刑时，要在产后百日后再执行”、“背部离五脏较近，废除鞭背之刑”等条款。而类似这种法律条款或其“就轻”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已广为应用。另外，李世民充分认识到徭役和赋税是老百姓最头痛的事情，曾多次下诏减免某地租赋和徭役，并通过法律和敕令责令地方官“轻徭”。《贞观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即对非法占用耕田和擅自加重赋税的贪赃枉法官员，进行严惩，切实保护老百姓的根本利益。这种措施，对当代的中国尤其具有指导意义，是“藏富于民”思想的早期萌芽。在强拆、非法占用耕地事件等不断发生的今天，《贞观律》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点评：《唐律》不严不厉，疏而不漏，尽去前朝的酷刑，属于宽法之治。治理国家没有法律不行，但国家的立法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也就是管仲说的“民欲信则立之，民欲否则去之”。《唐律》的制定过程及所包含的条款，充分体现了李世民“以民为本”的思想。8226;三省六部制法律再好，如果没有一套完善的组织机构去主导或配合实施，那么，这个法律的意义仍然不大。因此，唐太宗李世民也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推出了三省六部制。其实，这是“法”的配套制度。李世民时期推行的配套制度还包括科举制、均田制以及较有影响力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其中，三省六部制对后世的影响力最大。三省六部制是西汉以后长期发展形成，至隋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的一种政治制度。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六部指尚书省下属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每部各辖四司，共为二十四司。这种政治制度成为后来朝代的模板，虽然都有调整，但大体一致。三省六部制实际上是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但在李世民时期，更多地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尚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负责执行国家的重要政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门下省是审议机构，负责审核政令，相当于现在的政协；中书省是决策机构，负责草拟和颁发皇帝的诏令，相当于全国人大。而尚书省下属的六部则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下的国家各大部委，只是不止六个而已。贞观初期的李世民，特别注重民主。经常与中书省官员讨论法案的起草、草拟诏令等，提交门下省审议。据说，当时门下省官员很不给皇帝面子，经常把这些草案、诏令打回。李世民没有办法，有时亲自跑过去争论。当然，当时中书省和门下省都在宫内，李世民来回跑也比较方便。而门下省那边多是魏徵这样的刚直官员，李世民不亲自去也没办法。有这么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中书省起草的征兵草案中，李世民同意了中书省官员提出的“男子虽未满十八周岁，但身材高大者，也可以征用”的意见。但是诏书却被魏徵扣住不发，李世民催了几次，魏徵还是扣住不发。李世民大发雷霆，把魏徵叫过来理论。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得到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是到明年就无兽可捉。如果把那些身强力壮、不到十八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负担呢？”李世民还是很生气：“你给我少来，魏徵，别给我讲这个大道理，我三岁的时候就懂。”魏徵继续说：“关键是执行时容易出问题，身材高大、强壮有力这个标准不好执行，也不好监管。而且由于人种不同，差异也很大。有些地方官员为完成任务，肯定会出现‘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情况。”李世民思考了许久，想找个台阶下：“你就不怕私改年龄啊？”魏徵答道：“有可能，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另外，我们可加大对私改年龄的处罚力度……”于是，李世民不得不重新修改诏书，免征不到十八岁的男子。点评：三省六部制既有效地防止了少数大臣的专权乱政，又充分发挥了高层团队的集体智慧，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更主要的是，政策起草过程时，能从实际出发，切实考虑整体利益，即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国家利益。8226;纵囚事件
纵囚事件自古有之。相传商朝末年，周文王就经常纵囚。一方面是因为周文王的仁爱政策，替老百姓着想。另一方面多少有炫耀自己本事的味道，因为周文王算得太准了。但他一般都是针对个别案例，而大规模的纵囚事件，除了农民起义中经常能看到外，却是很少发生的，但唐太宗李世民却干过。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年关在即，李世民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时，想到春节将至，而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圆，顿时心生怜悯，于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据了解，此次释放的死囚近400人。群臣知道这个消息后，都觉得李世民疯了。有的想立即进谏，但死囚已去，为时已晚。刑部执法人员骂得最厉害：“李世民，别以为此举就会让老百姓忘记你怎么夺得的皇位，沽名钓誉，竟没事找事。只要有10%不回来，我们就得累死。”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到了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九月，三百九十多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对此，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的白居易特地写诗“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歌颂唐太宗。实际上，“纵囚事件”并不是李世民一时冲动的举动，有无奈也有赌博的成分。之前，李世民曾下诏，规定今后“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具体而言，就是凡判处死刑的案件，即便是下令立即执行的，京畿地区内也必须在二天内五次覆奏，其他州县也至少要三次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为什么推出这种政策，李世民在大会小会上说了很多次。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死刑案件仍很多。贞观五年，李世民亲自带着门下省官员进行调查，发现许多司法官员在审判中完全拘泥于法律条文，即使是情有可原的案子也不敢从宽处理。于是，李世民再次颁布诏令，规定“自今以后，门下省覆，有据法令合死而情可矜者，宜录奏闻”。也就是说，门下省在复核死刑案件的时候，凡是发现有依法应予处死、但确属情有可原的，应写明情况直接向皇帝奏报，即由他亲自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这与我们目前的最高人民法院收审死刑权相比，要更严格。这也确实表明李世民对生命的重视。此举之后，全国死刑犯虽然进一步减少，但李世民仍觉得很多。但为了减少死刑犯而不判处死刑，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得想个办法，让人们不愿犯罪，特别是犯死刑罪”，李世民想了许久。经过对大量的死刑案例作分析，李世民发现这些死刑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信任，总是怀疑别人或被别人怀疑。而这种信任感的缺失，在其他非死刑犯上也很普遍。李世民顿时明白，长期的战乱动荡，使这个国家的信用体系崩溃。虽然唐朝建立后，采取了很多安抚措施，但社会信用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并未完全建立。但这个工作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李世民对此很是焦虑。经过再三考虑后，他作出了大批量“纵囚”的疯狂决定。事实证明，此举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史料记载，此次纵囚事件之后，死刑犯持续下降，最少的年份只有几十人。这对于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大国来说，实属不易。点评：李世民亲自导演的纵囚事件，是其重视生命、爱戴臣民的集中表现。“以民为本”思想的核心是尊重民、重视民，只有以此为基础，才能真正做到以民为本。李世民对死囚们的充分尊重，不仅赢得了死囚们的信任，也赢得了整个社会全体人民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