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真正的风险是全球经济衰退
赢周刊：您如何看待未来的经济形势？目前中国经济是否存在一定风险？
何帆：我对未来的判断主要有三个，第一，风险不在现在而在未来；第二，风险不在国内而在国外；第三，风险不在经济而在政治。
现在有很多对中国经济看空的言论，比如前一段人民币突然出现贬值，还有很多国外人士对中国（经济）现在非常不看好。从我和老外这么多年打交道的经验来看，老外认为外国出现的问题，中国都不会出现。中国经济尽管出现了往下走的趋势，但这是我们原来希望能够做到的，我们原来说经济过热，现在逐渐走向软着陆。原来我们担心的是通胀，现在，导致通胀比较高的因素基本上已经消失或减弱了。过去我们的石油、原材料、农产品（价格）都在大幅上涨，现在这些商品价格基本上处在低位振荡，总体来说201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稍微放慢，但通胀压力也会相应减少。
2012年中国政府想维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长，应该说问题不大。一是我们的投资短期（内）不会下降，现在（政府）投资机会还是非常多，修完高速铁路还可以修地铁，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像电网、宽带等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会开展。另外就是消费，还有我们在“十二五”期间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投资，再就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住房的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冲私人房地产投资下降带来的缺口。
从消费来看，中国的问题是收入差距在拉大，整体收入水平普遍在提高，尤其是城市化的过程中，消费的结构有所改变，从人口年龄阶段看，中国40岁到50岁，这个比例的人占的比重比较大，这部分人的收入相对最高，消费也最高。因此，消费会有一个缓慢的提高。
2012年出口形势肯定会非常糟糕，但即使出现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我们也不会遭受（类似）2008年第四季度的负面打击。2008年以来我们的出口部门已经进行了一些调整，有些竞争力比较差的企业已经淘汰出局了，总体来讲风险不在现在。
赢周刊：那为什么说风险在未来呢？
何帆：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现在的发展，未来我们的风险真的比较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专家有个判断，（即）中国未来是阶梯式的（增长），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在9％以上，今后可能到8％左右、7％左右、6％左右，一节一节往下。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可能不是一个阶梯的往下走，我们担心的是中国经济可能还会过分的好，明年可能还是9％，后年还会是9％，忽然从9％蹦到3％。
现在的发展模式是高度增长，很有潜力。一旦把这些潜力全部都用完以后，又没有出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问题就比较大。为什么我们说老外担心的不是真正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所有人都意识到的风险也就不是风险了，真正的风险是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风险。
赢周刊：真正的风险主要来自哪里？
何帆：中国当前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来自于国内，而很可能是又一次出现外部形势的恶化。现在三大主要的经济体，就好比是中国人得了心脏病到医院做搭桥手术，欧洲人不太愿意去做手术，嫌麻烦，每次出问题赶紧掏出一颗速效救心丸，缓过来了，好像没问题，但是他的病还在。
如果欧洲没有拿出一个有效的、全面的救助计划，欧洲可能会很惨，欧洲（经济）一定会死于大面积的衰退。如果欧元国债调低，市场价格降低，某种程度上会重新发生2007年、2008年金融机构一个一个倒闭的故事。
如果国债的评级降低，银行一定会出现投资亏损，然后风险管理、杠杆也会降低，杠杆率降低，资本金又减少了，能够安全的风险投资比较少，你要卖出多余的金融资产，其他金融资产的价格也会下降，结果进一步亏损。这是螺旋形的下跌。
美国得的病是癌症，一时死不了，但癌细胞会不断扩散，债务的癌细胞在吞食美国。好处是美国真正做手术，把这个肿瘤切除掉也很可能活过来，因为都是相对的，美国经济的确不行，但欧洲经济更不行。也许欧洲经济死掉了，它踩着欧洲经济又爬起来。实际上，未来十到十五年，美国很难解决债务问题，因为财政收入很难增加，财政支出很难减少。美国债务余额占经济的比例已经超过100％，这时它为债务的利息支出占它的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高。它还债要（靠）不停发新债，很难再回到原来健康的状态。
日本得的是老年痴呆症。日本原来像中国一样，势头很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年均增长率也在10％，日本1980年代雄心勃勃说要超过美国。现在日本债务（全球）第一，债务余额占GDP比例已经达到了225％，这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最高的。日本有很多问题，在不断演化。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保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养老金支付的问题会深化，经济增长的动力会越来越少。所以日本未来逐渐衰落，现在衰落为二流国家，未来可能衰落到三流国家。
赢周刊：目前的全球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怎样的？
何帆：如果全球三大发达经济体都没办法在短期内恢复，很可能我们未来遇到的情况就将是长期的，而过去没有遇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十五”、“十一五”期间，增长的势头非常快，我们搭着全球化的快车，经济也能蓬勃发展。不出意外的话，整个“十二五”的经济是逐渐恶化的。这可能是未来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很像2007年。2007年如果只从中国国内经济来看，你会发现中国经济不错，但那时候经济是过热的。
2007年外部已经出现了风险，2007年8月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的央行都在同一个时间联手救市，我们转型的速度很快，我们2008年10月开始感受到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11月我们酝酿出台4万亿的经济刺激政策。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呢？怎么可能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能找到这么多的投资呢？我们现在遇到类似的情况，如果看国内的情况还不错，但你看看外部的经济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第二轮的金融危机、第二次的主权债务危机。
尽管二次探底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像2008年第四季度那么严重，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需要酝酿的时间，需要储备的时间要更长。
外部环境越来越严峻
赢周刊：为什么说风险不在经济而在政治？
何帆：如果出现重大的金融危机，调整的时间更长，一定对社会和政治带来非常大的影响。我们看看1929年和1933年的改革大潮，最后美国的政治格局基本上都变了，罗斯福新政时期和罗斯福新政之后，美国的政治、整个的政策完全不一样。在欧洲出现了德国的纳粹上台，在日本出现了军国主义，在苏联出现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在某种程度上这次危机对中国的革命带来了巨大影响，最后使得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影响非常深刻。
我们在过去二十年经历了这次经济的高峰，19世纪和20世纪初，曾经出现了第一次的经济循环，那时候国家贸易发展得很好，国际投资发展得很好，美国的铁路为什么能那么快修起来，阿根廷为什么那么快富起来？我们某种程度上还不如原来的经济循环，那时候国际上没有波动，现在在全球做贸易，在全球做投资不需要顾虑那么多的风险。
但第一次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很快出现了，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很快出现，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为什么第一次经济全球化会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呢？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浩劫，（原因）不是全球化的本身，是全球化的速度太快，如果你的速度太快，超过速度的限制，你会翻车。
二战之后有位学者写了一本书《慢点行》，变革的方向和变革的速度共同决定变革的收益。我们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风险，展望未来我们有可能遇到的发展环境会越来越恶劣，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动荡。
赢周刊：具体来说，不稳定因素和风险会有什么表现？
何帆：2010年全球年均失业率是12.6％，世界各地涌现出一批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凡是有大批年轻人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社会一定会出问题。北非和中东失业率平均在25％左右。年轻人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大的，现在的（高）失业率才刚刚开始，过一段时间可以体会到，整个的世界观、整个政治格局会发生重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很可能会出现的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另外，贫富差距会出现更大的问题。96％和1％，不仅是穷人和富人的比例，是中产阶级和富人的比例。美国是中产阶级民主，经济增长扩展到一大部分中产阶级社会稳定的基础，如果中产阶级没了，中产阶级都是买房子的人，房价下降，工资没了，白领都成了蓝领，蓝领就都失业了。原来的失业救济（制度）千疮百孔，漏洞百出。这种贫富差距会带来更多的政治问题，更多走向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还有就是影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时候，一旦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对其他种族、对其他宗教，像挪威、比利时出现的枪杀，包括在伦敦出现的骚乱，巴黎街头出现的烧银行、抢银行，反映出来这个问题。我们未来遇到更多的风险是贸易、货币和就业上，中国崛起的（外部）环境会变得越来越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