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3年3月,国民党赢得大选,其领导人宋教仁准备组织内阁前夕在上海被刺杀,引发了剧烈的政治纷争。从当时的证据来看,指向的全部是和袁世凯有关联的人,赵秉钧是最大的嫌疑,无论赵是否有袁的指使,袁世凯都脱不了干系。但事后袁世凯政府的一系列强硬举措导致事态恶化,引发二次革命。 辛亥年之后中国初生的宪政格局其实是建立在沙滩上的建筑,宪政土壤极其贫瘠,没有根基,无论民众的对现代文明的认知,还是司法体系,或是经济体系都还处于农耕文明时代。中国面临的是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转型到现代文明,涵括了司法、政治、经济、文化等。如果没有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主导,变革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博弈很容易导致中国社会陷入丛林状态中,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径是当时面临的最迫切的历史问题。所以辛亥革命之后最合理的历史逻辑就是建立一个现代威权精英政府主导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二次革命对袁世凯来说是削藩之战,国民党在南方的势力几乎连根拔除。 战争的胜利让袁世凯迎来建政后的最好局势,他拿到了最好的牌。此时的袁世凯酬躇满志,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推出了为自己量身打造的独裁宪法——袁记约法,总统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袁世凯若就此打住,历史可能有另一番景象。 所谓民主,只是权力产生的程序而已,指向的是权力的合法性,代表的是主权在民。当时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也没多少,辛亥之后帝制权威虽被打破,但民主观念的普及尚需时日,民众认同的是一个有权威的首领。也即民主与否并不是当时政治最迫切的事项。新的国家和政府之权威的树立及藩镇割据才是当时急需解决的历史难题。袁世凯的职责就是做好这个新国家的道统守护神,解决上层的继承人问题,形成制度化的路径依赖,随着时间的沉淀,新的道统和法统自然会形成新的认同,中间层面就是削藩,完全可以走出一条现代化之路出来。 袁世凯最后的疯狂,帝制自为引爆了晚清以来的藩镇割据问题。他的洪宪帝制闹剧让袁世凯政府的合法性荡然无存,新国家的权威重塑之路猝然中断,中央权威失落,中国政治自此陷入随后十年的丛林状态:军阀割据。各地枪杆子混战,动辄窥视中枢,引兵入京。 洪宪帝制闹剧,莫说南方,就是北洋系也不拥护。这只能说明,虽然共和观念没有想象的那么深入人心,但帝制确实已经走进了垃圾堆,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新的法统,这个法统必须是披着现代性的外衣,哪怕你新瓶装旧酒也行,作为当权者,你的使命就是充当这个法统的守护神,塑造自己的统治权威和合法性。且以传统道德来看,老袁叛变清室,已是乱臣,今日颠覆共和,更是贼子,毫无道德力量,其统治权威彻底破产,遭到传统力量和新潮流力量的一起抛弃,袁世凯焉能不败? 最匪夷所思的是,当下为袁世凯翻案的不少,有人居然哀叹,同是君主立宪,为什么洪宪帝制就不能成功。他们忘记一个常识:皇室的权威是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沉淀。袁世凯做皇帝就是僭主,张勋复辟都要比他更具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