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先明遗儒王船山尝为自画像结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辩其寄托，察其堂奥，进以味其酸辣，其意实承宋儒陆九渊“六经注我”而“我注六经”之旨，由是，近世跌蹉，一日三变，乃以开儒学近代法与变、开与守之数百载激荡。 书法艺术，本于儒学文明，自是身在激荡之中。然观儒学或书法之近世激荡，每或为变而变，离经叛道以至荒诞不经，而失之法度流于个人心绪意念涂鸦之外化；或每拘于旧法，泥古不化，以致空洞板滞，追形失神反画虎类犬，背书先师前贤犹不能达。观近代百年跌宕，一念之差，循此二径颠仆者甚夥，而执中守正者几稀。 每览凯明高君书作，尤其是阅其近年所临之《好大王碑》，便不禁要做若是之想。究其里，乃在于我观高君之作，私意以为或可一言蔽之：法古而不拘泥，开新却不失旧法。临而出新，以临成家，熔炼个人体悟，裨使经典开出新意境，是为为数不众的执中守正之书家。 高君凯明，生于书圣乡里，得沐翰墨乡风，幼年托砚拭笔，追随伯父书家以为游戏之乐，及长，从乡贤书法家高崇业先生以习颜柳；再长，投戎岭外，中岁以后，转事政务衔监察之职，然数十余载，勿论戎马关山，抑或政务繁累，均未为懈怠，著作文章以瞰世事，乃有多部文集风行于当世；运笔催毫以冶心性，不意别出新枝，自成一家气象。 与高君过从数载，始知其前师从著名书法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主席刘炳森先生攻隶书，潜意研习《张迁碑》、《乙瑛碑》、《石门颂》、《封龙山颂》、《褒斜道》、《莱子候》诸碑帖，历时十载光阴，后再得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教授陈永正先生指点，专志研习《好大王碑》，倏忽又历十载，始成今日青焰。 《好大王碑》在篆隶之间，方正拙朴，圆浑敦厚，遗周秦篆籀之风，与“二王”清丽典雅大不相同。融篆隶为一炉，并时见楷书之笔，高君早岁修习楷书，习练汉隶廿载有余，中岁以后，渐次开悟，心手互通，此间所习临之《好大王碑》，由是颇具艺术价值。究其本根，我意以为便在“意格双俱”四字。 比照原碑，高君所书《好大王碑》每在法与变之间、开与守之间，别有意致在，此“别有意致”，于审美而言，便即个人心性才情之外见，齐鲁山形，岱宗雄正；沂薰风水，岭外奇异，所浸所染，耳目心思之所聘一时俱来，吐诸笔端毫锋，乃以自成其空阔遐远、灵秀段丽之书风。“兼且高君本人谨厚端正，朴实谦和。读其文章，有军人阳刚之气而常怀柔情；观其做人，有深思穆穆之容而不乏风致。”有以致之也。 再以书艺法度论，高君之书路，则约略可以概言为“以法守格，以意开新”，由是在以恣意为本的文人书法与重格循法的技艺书法之间，达致和谐平衡，营造出其独特审美价值之同时，且于路径上形成法古而不拘泥，开新却不失旧法的收放扬弃之道，是以成为为数不众的执中守正之书家。
儒学自明入清以后，由义理之大学一转而为考据辩证之小学，由是相互发明，发微而见著，是以开出儒学的第三期煌煌大世，书艺亦当作如是之观，设若世间多几个高君凯明，法不泥古，开不失法，不以奇技以炫世，不以守缺而抱残，执正开新，沉淀累积，书界真正大师璀璨之世，斯诚可期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