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和周保松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教师餐厅共进午餐，路上遇见高锟先生夫妇。高锟先生留着大胡子，红光满面地走进餐厅，笑着向大家打招呼。周保松感慨“高校长”因为身体的缘故，可能已不认得他，但还是专门送上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其中有文《真正的教者—侧记高锟校长》。 周保松并非土生土长的香港人。1985年，他在茂名化州乡下过得不亦乐乎。有一天，妈妈告诉他：“过几天我们要去香港。”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哭。一般人到香港很开心，他却对香港没有任何向往。此前，他关于香港的印象，仅限于电视剧《大侠霍元甲》、《大地恩情》、《万水千山总是情》以及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 1985年6月30日，周保松跨过罗湖桥。在香港，十多平方米的木板隔间房分为两层，父母住下层，他住上层，不能站直，得弯腰才能在茶几上读书写字。周保松在日记上写道：“我真后悔自己来香港，现在要我死也愿意。”作为新移民，周保松经历了两个世界的急速转换与断裂：“很多新移民初到香港，最难忍受的就是这种断裂。没有邻居，没有社群，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别人的理解和同情，只能捱和忍。” 实际上，周保松移民到香港后，气味相投的朋友都是新移民背景。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香港的生活，至今仍在对抗香港所谓的主流价值—“中环价值”。 最近“蝗虫说”引起众说纷纭，周保松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自由行的朋友不是蝗虫，新移民也不是蝗虫。结果好像捅了一个马蜂窝，最少有20家海内外媒体想采访他。而香港在争论“你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时，周保松的答案是：“我是香港人，也是中国人。我没有觉得香港人跟中国人是对立的。”他用平和的心态看待香港这个移民城市：“我发现内地很多朋友总喜欢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想象香港：香港以前是殖民地，现在回归祖国，祖国是你的母亲，而且祖国给了很多恩惠给香港：不用交税、自由行……你不感恩戴德，还要反来反去‘反蝗虫’，太过分了。但从香港人的角度，很多年轻一代看到的不是这些，他们觉得香港人受压迫，‘双非’孕妇来香港产子，本地人的福利越来越少，楼价被内地人炒得天那么高。” 周保松觉得香港是个纯粹的经济城市，甚至将教育也理解为产业，将之变成一门生意，因此带来很多坏的后果。当年他考大学，身边成绩最好的朋友都进了商学院。1991年，周保松也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但在大学的头两年，他对自己的专业充满了困惑，终于在大三时转读哲学。转系之前，周保松修了陈特先生的《哲学概论》课，第一次接触哲学问题，大受震撼。陈特是钱穆、唐君毅、牟宗三的学生，晚年得了癌症，临终前与周保松、陈日东对谈，后收入周保松的新书。 在香港中文大学，周保松读书以外的主要时间是办学生报。当时的中文大学正是高锟当校长的年代，充满了自由开放的风气。在哲学系，梁文道是比周保松高一级的师兄，两人都喜欢逃课，偶尔才会见面—同期的许多同学后来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中坚力量。 1995年，余英时先生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钱穆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周保松负责接待。那天清早，周保松陪余先生从新亚会友楼走去开会的祖尧堂。在新亚路上，余先生问周保松对什么哲学家有兴趣。周保松说：“罗尔斯。”余先生说：“罗尔斯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对早期观点作了不少修正，值得好好读读。”这本书就是《政治自由主义》。一年后，周保松在英国约克大学便以这本书作为硕士论文题目；他在英国伦敦政治及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也是研究罗尔斯的《正义论》。 2002年，周保松学成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老同学陈日东说他是新亚精神硕果仅存的继承人。周保松说：“在中文大学的传统里，最有身份认同和最有书院意识的肯定是新亚书院。讲起来也是一种缘分，钱穆和余英时对我有相当大的影响，不是具体的观点，而是读书人的人文关怀。” 罗尔斯：以一人之力，复活政治哲学传统 时代周报：你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研究罗尔斯的学说，在20世纪而言，罗尔斯是自由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家？ 周保松：是的。其实并不限于自由主义，他其实影响了整个当代政治哲学的发展。第一，在《正义论》出版之前，政治哲学的境况相当惨淡，甚至有个剑桥的哲学家在上世纪50年代时说过“政治哲学已死”的话。但《正义论》在1971年出版后，整个局面一下子就改变了，因为罗尔斯清楚向大家示范，政治哲学有责任、也有能力回应时代的挑战，并以严谨明晰的方式去处理道德和政治问题。受《正义论》影响，许多重要著作相继出炉，并产生一波又一波的大辩论，使得政治哲学成为哲学中的显学。所以，有人说罗尔斯是以一人之力，复活了规范政治哲学的传统。 第二，我们都知道，自由主义是现代民主社会的奠基哲学，数百年来，出过许多重要思想家。但容我大胆点说句，从洛克、卢梭、康德到现在，为自由主义作出最系统、最严谨哲学辩护的，很可能就是《正义论》。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在1974年出版了《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一书，那是放任自由主义的代表作。有人甚至认为，这两本书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这本书的主要批评对象就是罗尔斯。但诺齐克对罗尔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自穆勒（J.S.Mill）之后最重要的思想家，并说自此之后，政治哲学家要么接受他的理论，要么必须解释为什么—也就是说，罗尔斯成了当代政治哲学的参照系，谁都不能绕过他。那句话是1974年讲的，到现在2012年，这个说法仍然成立，因为后来各种各样政治理论的发展，几乎都在回应罗尔斯，包括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共和主义、女性主义、国际正义以至马克思主义等。又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最近写的《正义的理念》（The Idea of Justice），以及牛津大学政治理论讲座教授柯亨（G. A. Cohen）过世前出版的《拯救正义与平等》（Rescuing Justice and Equality），都是近年甚为瞩目的著作。我们可以见到，这两本书仍然以社会正义为主题，也仍然以罗尔斯为主要批评对象。 第三，罗尔斯的影响力，并不局限在政治哲学。在法律、经济、社会政策、国际关系等领域，他的理论也很受重视。这在今天学科分工日益细致，隔行如隔山的学术界，是不多见的。至于罗尔斯的理论对现实政治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力，倒是一个没有定论的问题。 时代周报：你认为罗尔斯最基本的学术观点是什么？ 周保松：罗尔斯的格局很大。他说他要承继洛克、卢梭和康德的契约论传统，论证一套规范社会基本制度的政治原则。只要实现这套原则，这个社会就是公正的。更具体点说，罗尔斯持一种自由主义立场，既坚持自由民主宪政，也重视社会福利及财富的公平分配。因此有人说，他是在为欧洲民主国家的福利社会模式提供道德辩护。他的理论主要有两条原则。第一条要求政府保障每个公民享有一系列基本权利，包括思想信仰自由、集会结社和参与政治的自由等。第二条要求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必须确保每个公民享有公平的平等机会，不会有人因为社会背景和家庭出身的不同而享有特权或受到歧视。与此同时，财富收入的不平等分配，必须对社会中最弱势的人最为有利。也就是说，不平等的条件，是每个人都可从经济发展中受惠，包括现时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而不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 罗尔斯的论证相当复杂，但他的基本理念是这样：如果我们理解社会是一个公平的合作体系，所有参与者都是自由平等的成员，且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努力做个自由人，那么我们就应有理由接受他上述的两条原则是最合理实现这个理想的制度安排。罗尔斯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放任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或市场自由主义最大的分别，不在政治制度上—因为他们都主张民主宪政和基本人权—而是在如何对待国家和市场的关系上。用诺齐克的说法，放任自由主义的理想，是建立一个“minimal state”—功能最小的国家，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场”，国家不应以正义之名进行财富再分配和提供社会福利，而应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决定每个人的所得。诺齐克认为，只有这样才最能保障人的权利。罗尔斯却认为，一个完全放任的市场，必然会导致巨大的贫富不均，而这样的不均是不公义的，因为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人们先天能力和后天环境的差异导致的结果，而这些差异在道德上是任意和不应得的，直接影响机会平等。罗尔斯因此主张在自由民主宪政之外，国家同时要承担起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角色，确保平等的公民受到公平对待。这里须留意，罗尔斯不是说不要市场，也不是说要将国家和市场对立起来，而是强调市场是社会基本制度的一部分，必须满足正义的要求。 伯林：观念只能被观念打败 时代周报：英国的学者伯林对你也很有影响？ 周保松：在政治哲学上，伯林有两个很有名的想法。第一，他对两种自由的概念（消极和积极）的区分。第二，他的价值多元主义的观点。坦白说，我对这两种说法都有保留。伯林跟我有一点渊源，因为我的博士论文老师是他的学生。伯林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他对理念（ideas）力量的重视。我清楚记得，他在《两种自由的概念》中说，千万不要轻视观念在历史中的作用。正是这些观念，影响我们看世界的方式，支配我们的行动，并改变世界。他又说，观念是不能够用枪炮来击败的，观念只能够被观念打败。如果有些观念很邪恶，对这个世界有很坏的影响，你要改变它，就只有用更好的观念。这个对我影响很大。我现在做的研究，都是在理解观念的意义，论证观念的合理性，然后思考如何将这些观念实践于人生和社会。人用眼睛看世界，但眼睛看到怎样的世界，却由人的观念决定。观念提供看世界的框架，赋予行动意义。 时代周报：关于伯林，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刺猬与狐狸”的说法。 周保松：这是伯林借用古希腊一个说法“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来谈托尔斯泰，并以此将不同思想家分类。但贯穿伯林一生的主要思想，是他所说的“价值多元论”。简单点说，伯林认为世间的价值，就其来源和本性来说，是多元且不能相容的。不同价值不能还原到同一个源头，也没有所谓唯一的最高的价值，价值冲突和价值选择遂不可避免，因此在最低度上容许人们有选择自由是必要的。但伯林的观点，常会遭到这样的质疑：既然免受他人干预的消极自由只是众多不能化约的价值的其中一种，那么当自由和其他价值有冲突时，为何自由可以优先于其他价值？这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和自由主义之间一个不易处理的难题。去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办了个伯林的国际学术会议，来了许多外国专家，我和钱永祥先生都去了。我记得当时问了一个问题：伯林的思想被介绍进中国许多年了，伯林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当然，大家一定会谈他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但这个区分意味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只要消极自由，不要积极自由吗？如果没有积极自由中最关键的个人自主的观念，消极自由的重要性能够得到充分辩护吗？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 培育属于自己的学术语言 时代周报：你在学生时代非常积极地投入到社会活动中，教书之后，你对学校里的活动也是充满热情？ 周保松：一直都有关心。这其实很自然，不关心我才觉得不正常。一个人活在社群当中，总希望它愈变愈好，所以不可能对社群发生的一切不闻不问，或者逆来顺受，明知不合理也不理会。但老实说，今天的大学教育，真的是百病丛生，离我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愈来愈远了。可以做的，也就只能是在个人工作岗位上，尽一个老师的本分。即使这样，其实也不容易。真正给我力量的，还是朝夕相处的学生。就我所见，新一代年轻人，还是有许多有理想有抱负，并相信透过大家的努力，可以令世界变得更好的人。我常觉得，我们的大学，实在辜负年轻人太多。我在新书《走进生命的学问》中，就谈了不少我对今天大学教育的忧虑。 时代周报：伯林的回忆录里讲到他们年轻的时候在牛津大学时，他们几个年轻人觉得整个哲学的世界就在他们周围，常常在一起畅谈学问。 周保松：对，那是在牛津大学的全灵学院—All Souls College，里面包括了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艾耶尔（A. J. Ayer）。说起来，我也在那里上过课。我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大清早从伦敦坐车去那里的“旧图书馆”上G.A.Cohen和Derek Parfit两位哲学家的课。这些课人都不多，就十来人，大家可以很认真同时又很轻松地讨论，印象很深刻。 时代周报：陈之藩先生写的《剑河倒影》，讲到英国的传统教育，大家聊天、抽烟、喝咖啡，很松散，学问就在聊天中聊出来。你读书的时候，英国还有没有这种气氛？ 周保松：有啊。我念的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我的老师每两个礼拜就在他家开讨论会，我们叫home seminar。老师提供饼干，我们一人带一点酒去，每次有人做报告，然后就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很畅快。有时聊得不够尽兴，完了还会去酒吧抽一根烟，继续辩。我记得每次结束后，总会骑一辆破单车，带着酒意，在寂静无人的伦敦街头往家里奔。在学校，形形色色的研讨会和公开演讲更是应接不暇。例如我们学系，每两星期就会请一位哲学家来做报告，并展开激烈辩论。结束后，大家一定会去酒吧喝两杯，继续聊。这些读书的日子，真是快意。现在回想，更加体会那种氛围的可贵。一所大学之所以好，并不在于你建了多少高楼，申请到什么项目，甚至不在于世界排名，而在于这所大学的师生，会否走在一起就谈学问，一谈学问就得意忘形，据理力争。
时代周报：我发现你除了写专业的论文之外，喜欢写散文。 周保松：也谈不上喜欢，只是有时有话想说，就将想法和感受写下来。我受分析哲学影响颇大，无论写什么文章，总要求自己一定要将话讲清楚说明白，语言不要含混，观点不要模棱两可。在许多人眼中，哲学总是艰深晦涩和充满似是而非的术语。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而应以明晰准确的语言将道理说清楚。如果说不清楚，只表示你仍然未想清楚，而不表示你思想高深。 时代周报：在文体上，你有没有特别受哪几家的影响？ 周保松：很难说。在写作上，我自己一直在摸索。我写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表达思想。 而由于我从事的是西方政治哲学，所以书写时经常面对一个大挑战，就是如何将西方的学术概念用中文很好地表达出来。这真是一个大问题，关乎如何将中文转化成为一种学术语言的问题。我们现在有许多翻译作品，可以说你想象得到的西方重要作品，可能都已有中译本。但似乎很少人想过，这些作品到底要经过怎样的过程，才有可能真的在我们的文化生根。我这里说的不仅是某部作品的翻译质量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学术社群，我们如何发展培育出我们自己的学术语言的问题。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没有成熟的学术语言，就很难产生出成熟的学术思想。但就我所见，知识界似乎没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