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市供电局退休职工赵荣波的203万元没了。
2011年9月19日和30日,赵荣波两次将203万元存入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下称“银通”)的账户。而游说她的是银通的实际负责人陈小林和该公司的会计张超英。 张超英此前是江山市供电局计财科的退休职工,她既是赵荣波的同事,也是一起长大的邻居。退休后,张又被陈小林雇到银通做会计。 当她得知赵荣波有一笔给儿子准备购房的钱后,就跟陈小林数次以月息3分的好处说服赵把钱存到银通。赵荣波没有经受住这利息的诱惑。 半个月后的10月13日,陈小林突然宣布银通关门。得知消息后,赵荣波夫妇赶往银通时,门口已围了四五百人,后来陈小林到了江山国际大酒店,周爱国夫妇亦紧随其后。 天鹰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天鹰”)的法人代表余建水叫来了3个保镖来护驾,把陈小林接到江山国际大酒店一楼的房间。 据周爱国透露,陈小林并不欠余建水钱,但余建水却声称陈欠其500万元,要求陈出去与其私谈。 谁知陈一出去就上车溜了,众人才知陈与余演双簧。而周爱国此后从银通员工内部得到的消息是,其实余建水欠陈小林1000万元。 自从2011年10月14日,陈小林从江山国际大酒店消失后,银通的债权人再也不曾见过他。2012年1月14日,陈小林投案自首。两天后,银通被江山市警方查封。 如同江山当地0570门户网上传的网民自拍高利贷短片一样,债权人哭天抢地。周爱国夫妇顿然间“血本无归”,他们几乎“一夜又回到了解放前”。 自去年4月来,温州中小企业主“跑路”事件不断发生,信贷和金融纠纷大量浮出水面。如今,这一趋势已经蔓延到了浙江的内陆城市江山。 对于这个人口仅在60多万、经济在浙江省排名最后的山区县级市来说,这个夏天,将因为过去几年来小城信贷市场的剧变,而显得异常难熬。 涉案总额达数十亿元 99岁的姜根凤老人,在去年就曾找银通,要求提走她的2000元本钱治病,遭到拒绝。 姜的儿媳妇寿国庆,也把自己女儿出车祸后获赔的3万元钱存入银通,她存钱的初衷是想得到比银行更高的利息。 姜根凤是浙江省江山市淤头镇淤头村的村民,钱由其小女儿帮存入银通。银通倒闭后,姜根凤婆媳至今也没拿回她们的本钱。 跟寿国庆一样,淤头村的毛文梅也在银通存了3万元钱,她82岁高龄的哥哥毛文吉亦存有1.5万元。 谈及把钱存入银通,寿国庆一脸悔意。她对银通向村民吸存款表示愤怒,称他们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和养老钱都没了。 在这个很不起眼的村庄,全村有200多户人被陷入高利贷,涉及资金总额超过2000万元。 淤头村的村民们都非常痛恨同村人毛三俭,因为他是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实际掌控人陈小林的岳父。 毛三俭此前一直给他女婿陈小林做说客,在他的鼓动与高利息的诱惑下,村民们纷纷把钱存入银通。 直到现在,毛三俭还不停地告诉村民们,“你们放心,我的人和家都在这里,跑不了的”。 与淤头村一样的村民们还有很多,包括江山市的不少市民,这个浙西小城正在历经一次高利贷漩涡风暴。 本报记者掌握的资料判断,这场风暴卷入人数不下5万人。如果按每户3人计算,相当于有15万人卷入。对于这个人口不足60万的小城,相当于有1/4的民众与之相关。 目前江山市高利贷涉案被管控的至少有11家担保公司,涉案总额高达数十亿元,最小的一家也有六七千万元。 有债权人透露,江山市风雷商贸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风雷”)民间借贷的运作资金累积高达8个亿,涉及融资吸收存款人数已达2000余人。 在5月20日的银通专案组通报会上,官方称银通累积运转资金有7.5亿,涉及3900多户债权人,现欠债2.2亿。 参加通报会的债权人向时代周报转述江山市副市长陈水平的话说,陈小林在里面并不好过,但他现在没交代一分钱的去向。 截至目前,至少已有银通掌控人陈小林、江山市伟亨商贸有限公司(下称“伟亨”)法人代表郑益伟和江山市钱王商贸投资有限公司实际经营人邵方敏被刑事拘留或取保候审。 江山市各大借贷公司的债权人,除普通民众外,更有不少公务员甚至政府高层参与其中。跟淤头村村民们不同的是,那些参与民间借贷的官商,大都通过高息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随意停在路边的法拉利、宝马、奔驰和每逢夜幕来临轰隆的跑车似乎在告诉人们,这个小城里并不缺少富人。 这些车主的“创富”途径通常以较低利率从普通老百姓那里借来资金,然后以更高利率借出,赚取其中差价。 对于江山的民间利率,当地媒体此前的报道称,江山民间借贷月利息6分、7分很普遍。一业内人士坦言,现在全市月利率低于3分的民间借贷几乎已绝迹。 而参与高利贷的公务员投放数额都不多,部分数额较大的资金会拆分,放在不同的担保机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有积蓄、银行借贷资金等。 “四大天王” 在江山本地人眼里,银通、风雷、伟亨、天鹰并称江山市的放贷“四大天王”。 据债权人透露,“四大天王”的债权人主体分别是:银通以公务员、供电系统职工居多;风雷资金最多,其中大户官员比例大;而天鹰是老干部居多;伟亨则以退休教师居多。 银通的实际掌控人陈小林,原本是江山市国税局一在编职工,在2005年创办了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并由其父陈兴文出任董事长。 江山市国税局一知情者向本报记者透露,陈此前在国税局大厅开发票,后来在赌钱输掉几百万后,被人追债到江山市国税局的主要领导那里,陈因此被停职3个月。 “陈父连字都认不了,他名义上是银通董事长,其实所有的工作都是陈小林在打理。陈母郑香亭开有一家叫华鑫金属的公司,专门收购废品。”上述国税局知情者说。 而本报记者获得的相关资料显示,原江山市国税局局长缪进松曾担任了银通的顾问。 在银通2009年1月18日召开的年终工作会上,缪亦就座大会主席台,他在2011年才从江山市国税局正式退休。 而陈小林则是一边开担保公司,一边在江山市国税局上班。直到2011年8月16日,他才被国税局开除公职。 银通在陈小林的经营下,短短数年时间,一举成为江山市家喻户晓的最大的高利贷公司,这也为他开始在江山市的政界产生影响。 2011年10月17日,陈小林在银通的“金山角”会议上当着众多债权人的面表示:“由于政府行为,银通在8月份开始就无法正常运转了。” 他随后声称:“请大家放心,谁敢动我,我有领导撑腰的!”就在他说这话的一个多月后,陈小林被部分债权人,给抬起来丢进了碗窑水库的沟渠里。 41岁的徐清福是风雷的法人代表,他被称为浙江省的“红色收藏达人”,收藏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宣传画等“红色藏品”,已有20多年的历史。 为弘扬江山市的“毛氏文化”,徐清福投资打造了风雷毛主席像章陈列馆纪念馆。仅凭此一点,他便能经常与江山市的高层们互相切磋商谈合作事宜。 徐清福是江山市凤林镇凤翔村人,当地媒体称他高中毕业后先在江山纸袋厂当车间工人,后升为车间主任。再后来下岗打工经商,仅用7年时间就成就了现在的风雷。 天鹰老总余建水,他早年组建“同心帮”起家,并在数年前与江山市一前高层的千金谈恋爱,为他在江山市暂时“漂白”起了关键作用。 此后,余建水担任了国营江山国际大酒店董事长,这个被江山市确立为“310”重点工程的酒店,是该市第一座按照四星级标准建设的宾馆。几天前,曾有天鹰的债权人去酒店找余建水要本钱,一无所获。 由于江山国际大酒店是江山市的门面,加之不少老干部参与天鹰放贷,在部分领导的干预下,余建水依然如往常一样无事。 按信用等级放贷 据江山市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凡是国家公务员都可以向银行低息贷款10万-30万。这让不少公务员乐于将银行贷款转入担保公司,坐收高额利率差。 而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一份官方材料称,江山市公务员信用证制度实施以来,受到了公务员和承办银行的欢迎。 上述材料还建议江山市委市政府成立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用证发放领导小组,借鉴公务员信用证的做法,实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用证制度。 对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可分A级证授信20万元、B级证授信10万元、C级证授信5万元三个级别,并根据其个人资产等情况确定。 时任江山市委书记的傅根友2008年4月2日在这份材料上批示,“请市委组织部徐晓光部长会同人大政协及金融等有关单位协商提出方案”。 江山市官方则冀望实行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信用证制度,就能创新地方融资制度,并有效遏制“放高利贷”活动。 但同期来自江山市人民法院的数据称,仅2008年1月1日至2月27日,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130多件,诉讼标的额超过1800万元,月利率在3%-9%。 而当时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显然让这个浙西小城很是措手不及,民间借贷在随后的两年便开始疯狂起来。 以银通为例,该公司不仅有“营业执照”,同时还有衢州市“免检企业”、中国国际保护消费者权益促进会“优秀示范单位”、“守信用、重合同AAAA级单位”等金字招牌。 在银通的债权人郑小娟看来,银通一直受政府部门的鼎力扶持。2008年3月以后,江山市先后批准成立了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工会和中共江山市银通担保有限公司支部委员会,这两块鲜红色的招牌挂在营业厅门前分外醒目。 就在2008年6月份的银通公司乔迁庆典上,时任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长、现政法委书记郑朝基等官员亲临剪彩祝贺。 从那时起,银通开始在江山市下辖的峡口、淤头、新塘边、长台、贺村等乡镇设立办事处,和江山市其他担保公司一起将江山市一步步推向民间借贷的深渊。 两年后的2010年4月20日,傅根友在江山市一季度金融形势分析会上强调,要挖掘信贷潜力,力争全年新增信贷总量达到30亿元以上。 傅根友还要求加强管理、规范民间借贷,各金融机构要千方百计扩大资金来源,要争取外力支持,多形式、多渠道继续做大存款总量。 尽管国家有关部门一直强调要“规范民间借贷”,但江山的一些举措,显然为江山市民间借贷的危险局面埋下伏笔。 逼出来的“严打令” 2010年8月4日,时任江山市市长的陈锦标在一次规范民间融资专项行动会上,要求加大对官员等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查处力度,引导社会群众理性参与民间融资。 陈锦标呼吁广泛宣传“民间借贷有风险,投资理财需谨慎”理念,他同时表示要坚决取缔非法金融机构,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从重从快惩处涉黑涉赌案件,净化金融市场。 但这并未影响官员参与民间借贷的积极性,已经公开和尚未公开的诸多信息显示,江山市有相当一部分官员涉及民间借贷。 有多位债权人爆料,原江山市委的两位领导均参与了民间借贷,并在银通崩盘前提走了数百万元。 截至记者发稿时,上述人士对此未作任何置评。但江山市政府办公室一姜姓副主任在银通专案组的通报会上明确透露,“有公务员参与,还有领导”。 据当地媒体的公开报道,江山市公安局机关副科长在2011年5月17日与丈夫携巨款潜逃,坊间一度传言他们因高利贷诈骗1000万元逃跑。 除上述人士被依法逮捕,仅以“违反请销假相关规定,逾期不归”被免职,并调离江山市公安局到基层派出所工作。 2012年3月12日,江山市保安乡原妇联主席郑玉珍因集资诈骗790余万被衢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20万,对她违法所得予以追缴,返还被害人。 这位1982年出生的乡镇官员,平时工作表现良好,也是保安乡较为年轻的一位中层领导。但她成为了江山市第一位因集资诈骗获刑的官员。 不过,在部分债权人看来,郑玉珍成了江山市民间借贷的“替身”。 譬如江山市红利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杨晓英,其老公姜正华的公开身份是江山市财政局直属分局副局长。 据红利商贸有限公司一官员身份的债权人透露,该公司涉及金额高达六七千万,里面多为四五百万的大户,以老板和官员居多。 江山市民间借贷崩盘后,他们夫妻俩在有关官员的指点下双双跑路。杨晓英撤到江西上饶开了家商务酒店,而姜正华则到苏州开茶叶专卖店。 上述债权人在红利商贸有限公司存有500万元,他获得官方消息是“江山市有领导让他们跑路,要他们出去搞点钱回来,先把利息付了,这样他们就不会被抓。” 江山市的“四大天王”和红利商贸有限公司这样的民间借贷公司,老板未受处理甚至跑路,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效应。 尽管中国的法律只保护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四倍的民间借贷,但由于正规金融机构对借贷风险控制得极为严格,许多企业仍然冒着风险高息从民间借款。 但自去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以及省内部分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引发诸多担忧,同时也面临着较为严峻的经济下行压力。 江山市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2011年8月至9月连续两次下文严禁江山市的党员公务员涉足高利贷。 第一次是江山市的多部门联合出台《关于禁止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参与非法民间融资的意见》,明确规定党员、国家工作人员不准从事、参与非法集资。 紧接着江山市纪委和组织部再追发文件要求“关于开展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自觉抵制非法民间融资承诺的通知”,并要求官员们行动起来签署承诺书以表抵制决心。 该文件要求承诺官员们签订承诺书后,统一在本单位显要处张贴接受监督,而市管领导干部承诺书,要上交市纪委和组织部备案。文件后附的承诺书中则要求,党员、国家工作人员要及时制止和报告直系亲属参与民间融资行为,如有违反就要自觉接受组织调查处理。 随后当地妇联、司法局、经贸局、工商局等机关部门以及辖区乡镇加入宣传、整治与规范民间融资行动。 相关知情者向时代周报记者透露,在危机越来越严重之时,官方曾要求“公务员、国家工作人员凡在担保公司有投资的,在一星期之内必须将投资的钱撤出,不然将受到处理”。 江山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对此表示,上述行动主要是未雨绸缪,防止国家工作人员染指非法民间融资,同时引导民间合理投资。 江山当地一担保公司负责人则称,“现在一些参与其中的公务员开始抽离资金。”目前的业务现状是资金“只进不出,压力有些大。” 尽管江山市连下“严打令”,官方也希望能重拳整治民间金融乱象,但江山民间借贷崩盘的危机仍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