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前几天，在公共卫生领域的一次专业研讨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称：“公共卫生服务体系面临的挑战，远远不局限于卫生行业本身，而是涉及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指出，许多深刻的教训，反映了公共卫生的极端重要性。对于之前媒体曝光“问题胶囊”等行动，陈部长表示感谢。 政府对于公共卫生的监管与服务，到底做得怎么样，现在公众心里都有杆秤。可以说，这方面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老百姓也就承受过多大的苦痛。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瘦肉精到“问题胶囊”，公众苦于食品药品的安全卫生积患已久矣。更为遗憾的是，种种问题的发现，很多时候并不是来自于政府部门行政执法的主动发现，而是媒体曝光引起强烈关注之后，才反推相关监管介入。从这个意义讲，感谢媒体，早就应该成为一种公共管理意识。
相较于过去很多公共管理部门，甚至包括卫生部门在内，对媒体曝光往往容易持有某种“敌视”和“排斥”，现在卫生部部长公开感谢媒体曝光“问题胶囊”，本身就是对媒体舆论监督作用的肯定，无疑可以视为一次公共管理的理念进步，令人欣慰。特别是联想到去年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要建“记者黑名单”，来防止“给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当时给很多媒体带来沉重压力，现在能够把思维转变到感谢媒体的地步，也足以让人感叹今时往昔之差别，也让人看到卫生部门对某些错误意识进行了及时矫正，证明卫生部门在媒体素养方面实现了重大提升。 一个不会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存在的公共管理部门，才能最大程度实现为公共利益服务。这实际就要求，公共职能部门必须以最大的开放与包容，来对待媒体的舆论监督。能够直面问题的真实存在，能够听进去真话，本身就是对民意必需的尊重。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作为民意表达的公共平台，作为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渠道，对公共管理部门也承担着监督与服务的天然职责。也只有让舆论监督和政府监管形成良性的互动，把各自职责发挥到最大地步，才能促成一些公共管理难题的尽快解决。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韩愈在《争臣论》里就曾这样说。官守和言责，是两种不同主体的各自责任。政府部门在公共管理上，出现太多问题，其实也就是未能承担起应有的“官守”之责。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越需要媒体发挥其“言责”作用，通过媒体的发现功能，来找到问题症结。现在，卫生部在对媒体表示感谢之后，接下来，就应该从感谢媒体走向利用媒体，为媒体舆论监督提供更大的开放空间，去发现公共卫生领域还有哪些问题与隐患，来助推自身在公共监管方面的质量提升。 值得强调的是，公共卫生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还涉及到太多公共职能部门，食监、药监、质检、工商、公安等部门，共同构成了一条本应坚实严密的监管链条。遗憾的是，种种公共卫生问题，暴露了太多监管漏洞。现在，同样需要这些职能部门去感谢媒体，尊重媒体，利用媒体，来通过尊重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利，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来发现相关问题症结。对媒体最好的感谢，其实也就是体现在公共监管与服务的质量提升上，这也就要求这些职能部门真正承担起相关责任。在媒体曝光“问题胶囊”之后，药监、工商等相关职能部门也应该懂得反思，到底自己的“官守”职责完成得如何，到底应该承担起怎样的责任。遗憾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也很难听到这些监管部门为“毒胶囊”问题的监管失职向公众说声对不起。 公共卫生直接关系到公共安全与民生福祉，现在，我们期待在卫生部部长“感谢媒体”之后，看到更多的公共管理部门善待媒体监督，把“感谢媒体”变成一种公共管理的自觉意识，来真正理解“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来营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官媒关系”，而不是对媒体实现封堵与打压。“感谢媒体”，本身也是开始改善“官媒关系”的一个起点，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让媒体监督与公共监管发挥最大的良性互动，来进一步拉近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距离，全面提升公共监管的质量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