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明确指出：“房价还远远没有回到合理价位。因此，调控不能放松。”根据国家统计局3月的数据，70个大中城市中，2月份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仅有27个，其中除温州等极个别城市外，降幅均不到1%。调控尚未见效，各地微调式的反向操作却已然开始：楼市调控以来，已有30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政策进行微调，碰撞、试探中央的调控底线。 这些微调的大背景是中国宏观经济疲软。根据汇丰5月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初值为48.7，较4月终值49.3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制造业加速萎缩。在5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也表示：“世界经济复苏的曲折性、艰巨性进一步凸显。国内经济运行中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稳增长”需要“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改委近期批准了多个项目，引起外界猜测“新一轮经济刺激计划”开始。国家发改委大门口的车水马龙，亲吻批文的市长似乎都在印证着这一点。另一方面，为应对经济增速放缓，央行已连续降低准备金率，释放流动性。联想到之前2008年刺激计划推动房价上涨，此次新增的投资性资金和流动性一旦进入房地产市场，将会推动房价反弹。这种房价上涨的潜在可能，既会引发投资热情，也会引起持币待购的自住需求的恐慌，两重同样炙热的预期交织在一起。 现实微妙的经济状况下，对地方政府而言，反向微调措施能激活房地产市场，带动土地市场，拉动地方经济。对于中央政府而言，看中的则是这些微调措施能释放刚需，达到保增长的目的，但中央政府同时又要防止房价上涨带来的民生和经济风险——既从自住的炙热欲望中得到温暖，又要小心翼翼不被投资欲望所炙伤。 于是，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试探采取了两种态度，凡是涉及“限购、购买人员资质、限价”的政策全部被叫停：成都、佛山、上海等城市放松限购的政策先后被叫停。对其余大部分仅涉及补贴、公积金放宽和税费优惠的地方政策则默许放行。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微调政策的放松与禁止的尺度，可以看出中央政府用政策去计划、克服市场，试图达到“放开刚需，抑制投资、拉动经济”的目的。这种一箭多雕且能兼顾两头，鱼和熊掌皆得的政策设计，在短期看来，并没多大问题。在限购等调控红线依然严格执行，开发商库存偏大，资金偏紧，未来潜在供应仍处于较高水平的情况下，不触及限购和限价红线的地方政府的微调措施，短期内的确可以做到定向释放刚性需求，取其暖而避其炽，带来经济的兴奋，一如鸦片。
但这类微调措施扰乱了中央有关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推行，影响了持币待购的消费者对房价进一步回归的预期。根据相关报道，5月份，全国40个重点城市超八成的成交量出现上涨，某些楼盘价格也小幅度上涨。这就已经实质上背离、放弃了前期的调控政策的“回归合理”的目标，既然如此，地方的进一步试探就并非没有可能，刚需消费者涨价的预期，也并非不可能导致量价齐涨。 政策体系的不稳定性会造成失信于民，导致以后政策的威信下降。现在背离政策，实际上以未来政策的威信、执行性为代价。强力的行政力量是自发市场力量的天敌，会伤害市场的创新、高效。市场将会在长期中，在其他领域报复这种傲慢的自负。 高房价不但使年轻人啃老，而且还需要他们采取按揭的方式，才能购房，这实际上消耗掉了2代人的积蓄，减少了他们的未来的消费。这些过去和将来的积蓄，还有将来的消费都转到当期，成为地产商、地方政府的收入或利润，再转化为房地产投资、政府的公共投资。在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总有最大化当期经济活动量的冲动，所以会更加推动这个趋势而不是减缓。最终，这不但导致经济体系中私人资本活动被挤出、变弱，技术创新减少，经济活动效率下降；同时消费品产出下降，房地产、公共设施等固定资产上升，投资拉动的边际效率下降，整个经济出现结构性失调，进而陷入更加依赖投资的恶性循环。更重要的是，消耗掉未来期的积蓄和消费之后，由于缺乏资金来源，依靠投资的方式在长期上不可持续—也如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