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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这个世界会好吗?

 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极力描绘的大明王朝覆灭的诸多前兆一样,2011年的全球经济走势及诸多商业事件,无论全球的还是中国的,大都充满了预言征兆般的悲剧色彩。如果按照简单的逻辑,一切似乎均指向“2012”──这不是个年份,而是一种灾难重重万般毁灭全部归零的符号。当然,如果你拥有一张船票并能搭乘“诺亚方舟”,不仅可以免祸,还能获得重生。

 在这一年,伴随着乔布斯的离去,HP、NOKIA等一批国际巨头开始式微;中国那些曾经挺立潮头的企业偶像,也遭遇质疑乃至信任危机,譬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支付宝事件中“走麦城”,而在中国由“限购”引发的地产行业萎靡,逐渐扩散至建材、家装乃至家电领域。在美国,“中国概念股”神话破灭,让即将登陆美国资本市场的大批中国企业集体退缩。日本大地震引发海啸并致核泄漏,蔓延欧洲的债务危机,再加上北非动荡及其他区域正在或即将发生的变局,让“不确定感”、“危机感”弥漫全球商业的各个角落。掩映其中的亮点,譬如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所称的“非洲崛起”、“非洲机遇”,已难以抵消不确定感、危机感所带来的震撼及冲击。

 伴随着旧王朝的覆灭,必将有新王朝的崛起,历史从来都是“喜新厌旧”的,新势力从来都是长于故纸堆,唯此,人类社会才得以生生不息,人类文明才得以不断进步。主导这一切的,除了“进化论”提供的普世观点,“王道”的力量也不容忽视。

 所谓王道,首先为正道,不符合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方向的,肯定连“道”都称不上,更遑论“王”?其次,王道是在当前多种发展路径中的最优之选,它一定是开放的、中西融合的,甚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不单单是符合某个企业或某个国家的。

 将“王道”践行到极致的,恰是2011年10月6日去世的苹果公司创始人、CEO乔布斯。他不单是一个商业奇才,终其一生,他对商业世界的颠覆、启迪及引领,也不是那些摆在机场、书店的自传体书籍所能涵盖的。

 乔布斯不是神。他如何实现了自我蜕变?他如何一手缔造了商业传奇?他如何践行了“王道”?

 我们认为,这与他或有意或无意所成功实现的“五大转型”有关。

 何谓“五大转型”?

 按照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理事会副理事长、金蝶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先生的总结,五大转型即战略转型、运营转型、研发转型、文化转型以及企业家转型。

 首先,战略转型,从直觉性向系统性的转变。

 一个真正的企业战略,至少要考虑到战略目标、战略意图、市场环境、核心竞争力等。通常,企业战略是指企业根据环境的变化、本身资源及实力,选择适合的经营领域和产品、服务,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差异化在竞争中取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企业战略的要求亦会愈来愈高。

 如今纵横捭阖于全球的苹果,在战略上无疑是成功转型的标本,在智能时代,它把手机变成了一个终端、一个平台,引领了智能时代的风潮。

 反观中国企业,在战略上,凭借企业家直觉乃至一个突发奇想的念头作为战略的,绝非少数。这是一种直觉式战略,尽管属于向系统性战略进行转变的前期,但在效果上,与后者的差距可谓“谬以千里”。

 其次,运营转型。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精细化管理、精准化运营只不过是一种追求。这与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中国市场及市场经济之蒙昧发端不无关系,这期间,“丛林法则”更多地发挥作用,跑马圈地便可轻松赚得第一桶金,不过,由丛林而文明,是人类历史亘古之规律,商业社会亦遵循此道。

 以中粮集团为例,在宁高宁董事长颇具先见地提出“全产业链”的思路之后,2011年中粮还成功收购澳大利亚塔利糖业,此收购将让中粮以国际舞台布局糖业。

 告别蒙昧的丛林法则,如今,粗放式运营到了必须向精细化运营转变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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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研发转型。

 在全球化的今天,商业世界早已成为一个分工细致、结合缜密的大平台。以往那种“闭门造车”式的研发,早已不合时宜。比如苹果,其产品制造基地是在距离其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库比提诺总部万里之遥的中国深圳的富士康;非但如此,富士康为代工苹果产品所掌握的技术及专利,甚至超越苹果公司本身的专利数量。

 这就是分布式协同研发──很多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设计中心、制造中心分散于五大洲,这符合“设计集中化、研发分散化、制造规模化”的潮流及趋势。这方面,中国企业尤需补课。

 又次,文化转型。

 按照徐少春先生的说法,中国企业正在由“家长式文化”向“兄长式文化”转变。家长式文化之下,层级鲜明,凡事一言堂,其效果当然会“一呼百应”,占山头、攻城拔寨,所向披靡。但其反作用也非常明显。正如历代帝王所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天下”,前者正是体现“家长式”精髓的“个人英雄主义时代”;但当市场需要培育、经营、竞争之时,个人英雄主义就不得不让位于“集体英雄主义”了。所谓“兄长式文化”,即企业负责人、创始人要充分尊重弟兄们(而非象征奴性的“子女”)的意见,大家一起想办法、拿主意、做事情。

 实际上,关于企业文化的转型,放眼全球,所有能在跨国巨头中异军突起的企业,都在倡导并受益于新式企业文化。在新的企业文化中,每一位员工的意见都被充分尊重,某种程度上,Google所倡导的“工程师文化”最为典型,它其实意味着每个人的创造力潜能都被充分调动、发挥出来。

 而在之前,尤其如前所述,在丛林时代,中国企业中以华为公司的“狼性文化”最为典型。这种充满了激烈竞争、剧烈拼杀、极端体力考验(比如“床垫文化”)的模式,其内核即是在家长式文化的背景下,大量员工以“血汗精神”成就企业迅速开疆拓土的目标。如今,“狼性文化”已渐行渐远,当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先生已经开始用充满诗意的笔触写下“一江春水向东流”时,意味着华为的文化已经发生了质变。质变肇始于两三年前,2009年年初,任正非写下“让一线呼唤炮火”,让听得见炮火的人来决策,这正是充分发挥一线员工意见的表现。

 最后,企业家转型。

 还说任正非,10年前,他的“华为的冬天”简直振聋发聩。那个时候,他以一个企业家的高姿态,指出华为需要改进的十大问题,并呼吁大家警醒,居安思危。

 如今,任正非可谓成功转型。他已经由一个创业家,转变为一个思想家。早期,他不得不为了企业的生存,为了企业的利润,为了企业的规模而殚精竭虑。但当华为成为全球排名前列的企业时,他需要考虑的更多是责任、平衡。

 任正非的转型并非孤例。如今,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中,已经或正在转型的不胜枚举,转型之后,大多数人聚焦于社会责任、管理哲学的探究及实践。

 成功创办、管理过两家世界500强企业(京瓷,KDDI),且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即令日本航空公司扭亏为盈的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先生,就曾道出自己一再成功的秘籍──敬天爱人。

 在乔布斯身上,这种转型特质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他重归苹果之后,简直脱胎换骨。在他重返之前,苹果与微软的诉讼还如火如荼、势不两立,但这位商业奇才却令人意外地做出了让步,并与微软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必须抛弃那种认为苹果和微软,一家的胜利就必定是另外一家的失败的成见。”相比其他乔氏语录,这一条显得多么“苍白”,却也充满了“东方式智慧”。没错,这体现的就是“共赢”,正是这种共赢理念,开启了苹果公司伟大而持久的复兴。

 2011年,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的遴选,已到了第四届。

 该奖缘起于2008年。当年6月,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金蝶(国际)软件集团以及国内六大商学院共同发起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遴选活动,并会聚了企业家、学者、咨询机构、政府组织、社团组织、媒体等六种力量第一次聚首,由代表六种力量的13家单位组成了理事会。就在2008年当年,第一届遴选活动起航。中国管理模式遴选活动由此星火燎原。

 2008年,遴选以“中国管理,三十而立”为主题,在全国31个城市举办了52场活动,共有2000多家企业申报杰出奖,17位专家深入15家入围企业调研。

 2009年,首次提出中国管理模式的“三角模型”,以危机后的企业战略选择为主题,将成长型企业作为遴选重点,开展了百场“走进”活动。

 2010年,形成标准化研究方法论,当年的主题为“创新中国管理模式”,聚焦于“中国管理,全球力量”。

 2011年,以转型为主题,共设立战略远见奖、卓越运营奖、研发创新奖、文化风范奖、杰出领导力奖五大奖项。首度发起“中国管理·全球论坛”,逾3000名政商学界名流参会,共探中国管理在全球一体化趋势下的发展大计。

 4年来,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遴选活动从组织结构到工作方法均日臻完善,包括原外经贸部副部长、中国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日本著名管理学大师、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世界著名管理咨询大师拉姆·查兰等均成为杰出奖理事会的新增理事、顾问。

 4年来,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遴选活动共计走访调研了40个行业的1000多家企业,与500多家企业的高管进行了深入的沟通与交流。其中54家企业入围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28家企业荣获“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14家企业获得提名奖。

 4年来,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遴选活动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同,知名企业管理杂志《中外管理》连续给予大型专题报道,《IT经理世界》、《中国经营报》等也关注良多,央视领衔的《发现中国管理模式》专题的录播更是掀起媒体的传播高潮。秉承“成果将通过媒体报道、书籍、音像制品等与社会共享”的原则,中国管理模式专刊《杰报》诞生,每一年的调研结果均通过《解码中国管理模式》系列丛书的形式结集出版。

 对中国管理模式遴选的现实意义,自然不难理解。

 在瞬息万变、变化莫测的当今时代,企业拥有一个“偶像”,哪怕他超级强大,都不如拥有一套完备而科学的管理模式。当乔布斯撒手人寰之时,苹果公司已被置于这样一个境地──能否持续在智能时代、平板时代独领风骚,显然不是接任者库克一个人的考验,而是这家独具魅力的公司能否准确、继续实践乔氏“王道”的巨大考验。

 对于诸多中国企业而言,类似考验不过刚刚开始。

 111年前,梁启超先生奋笔疾书,写下《少年中国说》,振聋发聩,经久不衰。

 套用这一说法,自改革开放发展至今,涌现并存活下来的大批中国企业,可以用“少年企业”形容,它们活力澎湃、充满激情。在2011年《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企业最新排名中,中国的上榜公司数量达到69家,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其中,中国大陆比上一年增加了15家。而在10年前,中国仅有11家企业上榜。

 不过,尽管“少年企业们”看起来无处不在、身体强健,但正如贪长的少年会“缺钙”,会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解决之道何在?正如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理事会所极力倡导的,在管理上得以提升,日臻完美,终至“王道”,自然可以成就一批中国的“百年跨国企业”。

 走正道,行王道。在某种程度上,这无异于一张登上“诺亚方舟”获得重生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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