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杰里米·里夫金 如果说美国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楷模，中国则最有可能在21世纪担当这一角色。美国将其经济成功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归功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而非沙特）是世界上最主要的产油国，继而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旗手。然而现在，随着全球经济的衰落，美国的领导地位受到了质疑。 自2008年夏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商业界乃至普通民众一直就应该如何重启世界经济的发展进行激烈的争论。虽然各方均认为应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并对金融、劳工和市场等领域进行改革，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以上措施并不足以拉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说到这，我想和读者分享一个小故事。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在就任几个月后便向我发出了邀请，希望我能够到柏林就德国如何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实现该国在21世纪经济的发展等问题向其内阁提供一些建议。然而在谈话伊始，我便首先向默克尔总理发问：“在化石能源经济时代日渐衰退、第三次工业革命日渐兴起之际，您准备如何实现德国、欧盟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日薄西山，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正在威胁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这些是愈发明显的事实。我们的当务之急应该是对未来的经济模式进行大胆的描述，以指引我们进入后碳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之中。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对推动当今社会发生显著变化的技术力量进行全面、透彻的剖析。 纵观人类历史，新型的通讯技术与能源体系交汇之际，正是经济革命发生之时。新能源革命使得商业贸易的范围与内涵更加广阔的同时，结构上更加整合。相伴而生的通讯革命则为对新能源流动引发的更加复杂的商业活动进行有效管理提供了有力工具。现在，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即将融合，并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一革命无疑将改变整个世界。在可预见的未来，在中国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数百万的中国人将可以在家中、办公室和工厂里生产自己的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绿色电力的共享，正如我们现在创造并实现信息的在线共享一样。 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分散式生产、储存（以氢的形式）、通过能源互联网实现分配和零排放的交通方式构成了新经济模式的五个支柱。如果在本世纪上半叶实现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构建，中国还需要近40年的努力，而这将创造数以千计的商业机遇、提供数百万的可持续发展的工作职位，并将使中国成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领军人。对新经济模式基础设施的五项支柱进行阐释，并对随之而来的新型经济模式进行介绍，这也正是本书的重点所在。 在今后的几年中，中国需要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作出重要的决定。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火力发电国，煤炭在其能源中比重约占70%。此外，最近中国政府宣布中国的页岩气资源潜力高达134万亿立方米，约是美国的两倍。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3亿人口、年经济增长率约8.2%的大国，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 与此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风力涡轮机生产国，其太阳能光电产业生产总值更是占世界的30%，是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生产国。但是，中国所生产的可再生能源科技产品几乎均销往海外。目前，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中国国内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只有0.5%。鉴于中国丰富的可再生能源，这一事实无疑令人失望。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风力资源，其中海上风能资源占四分之三。根据2009年一项由哈佛大学与清华大学联合进行的研究成果表明，只要中国提高补贴和改善输电网络，至2030年风力发电就可以满足中国所有的电力需求。 中国也是世界上太阳能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之一，但对太阳能的开发与利用却仅仅在近些年才提上日程。中国的生物能与地热能的总量也相当可观，但尚未进行大规模的勘探。对其漫长海岸线所蕴藏的潮汐能，中国也未开展有效的利用。 因此，中国陷入两个截然不同的发展方向的角力之中。中国蕴藏着丰富的煤炭和天然气资源，这一诱惑使中国倾向于更加依赖日渐式微的传统能源。然而，煤炭和天然气固然令人兴奋，但是相比于巨量的可再生能源而言，却是如此的苍白无力。可以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地位正如沙特在石油产业中的地位一样，中国每平方米的可再生能源潜力要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再生能源经济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是水到渠成之事。中国对水力发电的依赖令人担忧。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日益增多的干旱将会对中国的电力生产造成极大困扰，导致电力缺乏、乃至断电。与此相似的是，生物乙醇的生产也将会与土地使用的问题产生激烈的冲突。 因此，中国人需要关心的问题是20年后中国将会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是身陷于日薄西山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中继续依赖化石能源与技术，还是积极投身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大力开发可再生能源科技？ 如果选择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条道路，那么中国极有可能成为亚洲的龙头，引领亚洲进入下一个伟大的经济时代。在亚洲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的建设将有利于泛大陆市场的培育并加速亚洲政治联盟的形成。中国也将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推动整个亚洲实现向后碳社会的转型。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反映出了权力关系本质的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均采用垂直结构，倾向于中央集权、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大权掌握在少数工业巨头手中。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却截然不同，其采取的是扁平化结构，由遍布全国、各大洲乃至全世界的数千个中小型企业组成的网络与国际商业巨头一道共同发挥着作用。 这种由金字塔形向扁平化力量结构的转变不仅将改变中国的商业领域，对文化和政治领域也将产生重要影响。对于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己创造信息并通过在线社交网络实现与数百万人共享的新一代中国年轻人来说，自己生产可再生能源并通过能源网络实现共享这一设想无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现在，对于中国而言，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人才与资源，深刻地认知在21世纪上半叶开展第三次工业革命、建立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性，应该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前言 我们的工业文明正处在十字路口。曾经支撑起工业化生活方式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正日渐枯竭，那些靠化石燃料驱动的技术已陈旧落后，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整个产业结构也运转乏力。随之而来的是，世界范围内的失业问题到了危险的地步。政府、企业、消费者都陷入了债务泥沼，各地生活水平骤然下降。多达10亿人口—相当于全部人口的近七分之一—面临饥饿，这是史无前例的。 更糟糕的是，以化石燃料为能源开展的工业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日渐明显。科学家们提醒说，地球温度和化学性质可能发生灾难性的变化，这会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他们担心在本世纪末可能会有大量的动植物灭绝，这将危及人类的生存。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才能确保一个更公正、更具可持续性的未来。 到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革命达到了顶峰，人为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全球危机。过去30年里，我一直在寻求一种使人类进入“后碳”时代的新模式。经过反复探索，我发现，历史上数次重大的经济革命都是在新的通信技术和新的能源系统结合之际发生的。新的能源系统会加深各种经济活动之间的依赖性，促进经济交流，有利于发展更加丰富、更加包容的社会关系。伴随而来的通信革命也成为组织和管理新能源系统的途径。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忽然明白通信和能源这种新的结合方式即将出现。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将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改变世界。在新时代，数以亿计的人们将在自己家里、办公室里、工厂里生产出自己的绿色能源，并在“能源互联网”上与大家分享，就像现在我们在网上发布、分享消息一样。能源民主化将从根本上重塑人际关系，它将影响我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管理社会、如何教育子女和如何生活。 过去16年，我在沃顿商学院担任资深讲师，所讲内容涉及科学、技术、经济以及社会的新趋势。在高级管理课程中我介绍过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期5周的高级管理课程让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席执行官和企业主管人员意识到了他们在21世纪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和挑战。“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个概念很快传播到了各个管理层，也成了欧盟各国首脑口中的政治高频词。 从2000年起，欧盟开始积极推行大幅减少碳足迹的政策，以加速向可持续发展经济时代的转变。欧洲各国制定了目标和基准，重新部署了研发的重点，并且为了适应新型的经济发展出台了法规条例，公布了新标准。与欧洲各国相反，美国人正沉迷于追捧硅谷最新研发出来的电子产品和热门应用程序。拥有住房的美国人都在为不断上涨的房地产市场兴奋不已，殊不知这种繁荣只是次贷催生的假象。 在美国，很少有人关心石油峰值的预测，对于气候变化将导致恶果的警告以及显示我们的经济并不健康的众多迹象也置之不理。整个美国都沉浸在一种自足甚至是自满的情绪中。这让我们更加确信，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才有这么好的运气。 虽然在自己的国家，我却感觉自己像个局外人。1850年，霍勒斯·格里利曾明智地建议每个对社会不满的人“去西部吧，年轻人，去西部”，我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反而决定“反其道而行”。我漂洋过海去了欧洲，因为那里的人们还在非常认真地思索人类未来的蓝图。 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美国读者都会翻着白眼说：“得了吧。欧洲都日落西山了，完全生活在过去的世界里，那里就是个大型的博物馆。它是个不错的度假地，但是在当今的世界竞技场上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对手了。” 我并不是不知道欧洲自身有很多问题、瑕疵和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也同样会因为自己的不足而遭到他人的指责。在美国人自以为是地翘起尾巴前，我们应该知道稳居世界经济第一宝座的不是美国或中国，而是欧盟。欧盟27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美国50个州的总和还要多。从全球范围看，虽然欧盟的军事力量并不强大，但是在国际舞台上它绝对不容小视。而且在全球众多政府中，只有欧盟在孜孜不倦地探寻人类未来生存能力的问题。
因此，我一路往东去了欧洲。过去10年里，我有五分之二的时间都在欧盟国家度过，有时也穿梭于大西洋两岸，和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一道推进第三次工业革命。 2006年，我开始与欧洲议会的高级官员共同起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发展计划。2007年5月，欧洲议会发布了一份正式书面声明，宣布把第三次工业革命作为长远的经济规划以及欧盟发展的路线图。目前，欧洲委员会的诸多机构及其成员国正在执行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 一年后，2008年10月，也就是在全球经济崩溃几周后，我的事务所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讨论怎样把危机转化为机遇。80位来自世界一流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此次会议，涉及可再生能源、建筑、房地产、信息技术、电力和公共事业、交通运输以及物流业。 出席会议的商业领袖和行业协会都认为今后不能再独善其身，并且承诺建立一个第三次工业革命网络，与政府、本地企业、民间社会组织合作，争取将世界经济过渡到分散布局的“后碳”时代。由飞利浦、施耐德电气、IBM、思科系统、阿希奥纳、西图、奥雅纳、艾德里安·史密斯–戈登·吉尔建筑设计事务所、Q-Cells等公司组成的团体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发展团体。目前，它正与城市、地区及国家政府合作，制定将其经济结构转化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的总体规划。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构想很快传播到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国家。2011年5月24日，经合组织第50届部长级周年会议在巴黎召开，34个成员国的首脑和政府部长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开幕式上，我提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五大支柱经济计划。这是经合组织绿色经济发展规划的首次展示，将为未来的“后碳”产业提供模板。 本书将展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美好前景，揭开这种经济模式的神秘面纱，深入了解实施这项工程的开拓者们—政府首脑、首席执行官、社会企业家，以及非政府组织。我有幸与欧洲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一起设计欧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蓝图。这些领导人包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西班牙首相何塞·路易斯·罗德里格斯·萨帕特罗、欧盟委员会主席曼努埃尔·巴罗佐，以及欧洲理事会的五位主席。 欧洲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值得美国学习吗？我认为是这样，我们需要认真研究。无论步履多么蹒跚，欧洲人至少在想办法应对化石燃料即将枯竭的现实；不幸的是，大部分美国人仍不接受化石燃料时代就要终结的事实，不愿承认曾造福于我们的经济模式目前正举步维艰。美国应该向欧洲学习，坦率承认并努力应对这一现实。 美国能做些什么呢？欧洲已经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构想，美国无疑应该在这方面更胜一筹。麦迪逊、好莱坞、硅谷均是这方面的佼佼者。美国之所以受人尊敬，不是因为它精湛的制造工艺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因为它清晰、准确地预见未来的非凡能力。如果美国人掌握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精髓，他们有能力迅速实现这一梦想。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大工业革命的最后篇章，它将为即将到来的合作世纪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40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将创造无数的新商机和就业机会。这项工程的结束将标志着以勤劳、创业和大量使用劳动力为特征的200年商业传奇故事的结束；同时，它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半个世纪，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传统的、集中式的经营活动将逐渐被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分散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等级化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将让位于以节点组织的扁平化权力。 乍一看，扁平化权力的概念似乎与历史上的权力概念相矛盾。毕竟，传统上权力是金字塔式地由上到下组织起来的。然而，今天，因即将到来的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的结合而释放的合作性权力将从根本上重构人类的关系。这种重构将是全方位的，对未来社会将有着深远的影响。 到21世纪中叶时，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将由智能代理人管理。在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市民社会里，这会解放更多的人力来创造社会资本，从而使其成为21世纪下半叶的主导者。虽然商业对人类的生存仍必不可少，但它已不足以满足人类的所有需求。如果能成功地满足下半个世纪人类的物质需要—这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些出类拔萃的公司很可能成为下一段人类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在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将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基础设施和经济体制可能的特征、工作原理，预测未来40年它可能的轨迹，并探索社区和世界各国在执行这一计划时存在的困难和机遇。 21世纪中叶，人类能否进入可持续发展的后碳时代，能否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是希望之所在。现在，我们已具备了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规划等条件。能否充分认识到实现这种经济的可能性，能否及时鼓起勇气向目标前进，这都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