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6月10日下午5点50分，钱塘江的晚潮逐渐退去，位于杭州市郊的三堡船闸正在用扩音喇叭通知货船，排队等候过闸。 从地图上看，三堡船闸是京杭大运河最南端的一个船闸，过此，运河之水便汇入了钱塘江中。 此刻的闸口处，浙31759船船主老蒋的运沙船排在第一位，甫一停稳，老蒋就赶紧招呼船员用缆绳套住闸壁上的厚重铁桩。 老蒋的船长43米、宽8.5米，运着600余吨的黄沙，这样的体量相对运河而言，已是庞然大物，而在运河的南线，每天都有无数的运沙船行走在浑浊的河水之中。 近年来，京杭大运河的申遗工程逐渐升温，6月8日，文化部就《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向全社会征求意见，而大运河的申遗文本，也已开始起草。 事实上，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关心着运河的发展。无论是老舍之子舒乙，还是已过世的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罗哲文，都曾不止一次走访运河沿线城市，为保护大运河奔走呼告。 6月11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院长张廷皓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大运河是我国迄今为止，涉及部门最多，牵涉地区最多，也是协调起来最复杂的一项申遗工程。 而运河的水污染和过度开发带来的破坏问题，已成为运河申遗的最大阻力。 申遗牵扯面广 上世纪50年代，罗哲文在对长城进行维护时，心里就在念着运河。“当时就提议在国家文物保护名单中，加入大运河。”罗哲文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这么说。 但是，按照当时的理念，运河这种正在被使用的活物，并不能被纳入文物的范畴。直到2005年，82岁的罗哲文，携手90岁的古建文保专家的郑孝燮，以及61岁的杭州文化名人朱炳仁，向运河沿岸18个城市发出了建议加快京杭大运河遗产保护和申遗工作的公开信。 在这封信中，三位老人言辞恳切地指出了大运河申遗工作的刻不容缓，“如果将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价值、文化内涵和中国历史发展的贡献相加，足以与长城媲美。” 该信还说，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京杭大运河的价值和风貌传承千万不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流。 在公开信发出后，第一个给予回应的是扬州。朱炳仁向时代周报回忆，扬州市政府对运河申遗的建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邀请三位老人前去扬州考察。很快，不少运河沿岸城市，也都给三位老人发来了积极回应。 然而，当他们去各地调研考察的时候，才发现申遗的协调工作，比他们想象中难得多。 按惯例，申遗需牵头单位，罗哲文曾将牵头人的希望，寄托在杭州与扬州两个城市，不仅因为扬州和杭州与大运河的关系最密切，也因为两个城市的领导，对运河申遗更为重视。 时任杭州市委书记的王国平要求杭州各相关部门：“配合老人做好申报工作。”扬州市委更表示，希望申报时，能将扬州的运河段作为代表段。 但是，一提到要让这两个城市做牵头人时，两家都打了退堂鼓。事实上，出现这样的现象，并不难理解，就是到今天，各部门针对运河“申遗”的意见不统一，也依然存在。 张廷皓坦言，大运河申遗，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复杂、牵涉部门最多的一个项目。除了沿岸流经城市多，还涉及多个部门的利益。 “我听说关于运河国家级的规划已经起草好了，现在是在规划里各个部门的认识还不统一，造成规划通过有一定难度。”张廷皓说。 有意思的是，随着运河申遗呼声的高涨，各个城市对此也越来越重视，“到后来，杭州和扬州，争这个牵头城市都争取的比较厉害。”舒乙说。 最后，扬州的脚步迈得比杭州更快。2007年9月26日，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在扬州宣布，“京杭大运河”将扩容为“中国大运河”，并正式启动申遗程序。 扬州则成为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牵头城市，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设在扬州。至今，已经有8省市的35个城市参与联合申报。 2009年4月，运河申遗的最高级别机构—大运河保护和审议省部际会商小组正式成立。会商小组由发改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文化部等13个部门和北京市、江苏省、浙江省等8个省、直辖市有关单位领导组成，会商小组办公室设在国家文物局，由文化部部长蔡武担任会商小组组长。 污染存在的隐患 舒乙曾经跟着大运河申遗考察小组，完整地走访了一次运河。事后，他发现不少问题：自山东境内济宁市南旺以北，一直到天津，是枯干的，只有故河床依存，完全废了，有名无实，有的河段只剩下泄洪和充当污水沟的功能。 而在济宁市南旺以南，则大不相同，水量依然充足，河面宽，运输繁忙，上万条运输船只日夜航行其间，一派繁荣景象。 舒乙得出的结论是：有水的运河南段约占运河总长的55%，无水的北段则占总长的45%。如此看来，运河的多一半还活着，而且活得还挺好。 在舒乙看来，大运河申遗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主要是北段的污染和南段的建设性破坏。 这几年来，原本污染严重的运河南段水质，已略有改善，但水质仍未达到相应的标准。 今年4月，浙江省政协调研组在对运河流域水资源状况进行调研时就发现，嘉兴运河流域上游来水污染依然严重。 浙江省地表水质自动监测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京杭大运河杭州市(余杭)和嘉兴市(桐乡)交界断面的水质情况在今年1月到4月，一直处于劣V类标准，也即无用的脏水。 事实上，早在2006年，杭州就喊出了要摘掉运河水“劣V类”的帽子。但6年过去，虽然运河边不少工业企业已搬迁，但是运河杭州段的水质依旧在V类和劣V类之间徘徊。 按照2011年杭州市环境状况公报的显示，运河杭州段的水质去年只能达到“部分指标消除劣V类”的水平。 同一年发布的浙江省环境状况公报则指出，浙江境内“运河和平原河网污染仍然严重”。在浙江省的八大水系中，运河水系的水质仅能排在倒数第三位。 6月12日，杭州市环境质量监测中心相关负责人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坦言，由于运河杭州段的水系比较复杂，除了通过上游水源、钱塘江引水以外，还有不少小河流，最终也会汇入运河，导致水质治理较难。 “现在市政府规定雨水允许进入运河，污水必须通过处理厂处理，但是也很难说沿岸没有污水管道在偷排漏排。” 按照申遗时间表，中国大运河最快在2013年8月左右，就将接受国际专家的现场评估。在舒乙看来，运河的水污染，有个体制问题，“下游是受害的，治理要跑到上游去，那上游根本管不到。” 显然，运河的水污染在短期内难以有效解决，“北段一些没有水的河段都当了下水道，变成龙须沟了。” 张廷皓更关心的是运河水质的长期治理，他在安徽泗县一个运河沿岸的村子里考察时发现，但凡是临水的人家，厕所都是直接对着运河的。 他对此深感到痛心，“我去各地考察，不少地方领导都说：‘运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张廷皓纳闷：是母亲河就得孝顺啊，怎么能让它这么脏乱差下去？
与舒乙一样，张廷皓也承认治理运河之污是一个长期的工程，但是起码现在应该要建立起一个运河管理和保护的长效机制。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运河的保护，应该有一个很强的意识，“比如河南省现在对于通济渠，和永济渠就治理的很不错，包括道口古镇，原来多脏，现在就很干净了。” “莱茵河曾被称为欧洲的下水道，甚至是欧洲的厕所，但经过50年的治理，现在莱茵河的水质用我们国家的标准来说是二类水或一类水，京杭运河的水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二类水呢？” 张廷皓一再表示，申遗并非目的，而是通过申遗，提高保护和管理的水平。其言下之意，是希望通过申遗，能够改善运河的水质，改善周边百姓的生活。 建设性破坏之痛 至今为止，全球共有5条运河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分别是法国米迪运河、比利时中央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英国庞特斯尔特渠，以及阿姆斯特丹运河。 这五条运河无论在长度，还是建设年代上，都没有太多的共同点，但是它们无一不是在世界水利、建筑，甚至是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关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指出，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运河遗存和文化路线，其特点应符合：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 具体到中国大运河本身而言，中国大运河需要保护的就绝不只是水质本身，更包括与运河相关的众多历史事件、农业及工商业发展、文化交流等任何遗存。 2011年3月，大运河保护和申遗省部际会商小组原则通过了《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这份名单包含8省市的65处立即列入项目，以及67处后续列入项目。 在这些项目中，除河道、水城门、船闸等水利设施以外，还包括大量粮仓、古街、名人故居等反映运河沿岸城市经济、生活的遗存。 遗憾的是，国家提出大运河申遗的这一年，运河边一个重要的遗存—宋元粮仓，因被房产开发而毁坏。 宋元粮仓一组由13座古代大型粮仓组成的历史遗存，位于大运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是京口作为大运河与长江枢纽的重要例证。然而，在开发商的施工下，曾经恢弘的宋元粮仓只剩下了很小一部分。 与其他历史遗存不同，京杭大运河至今，都是现代生活中一直在被利用的一条河流。因此，运河的保护与开发的矛盾，变得尤为突出。 6月11日，大运河申遗办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坦言，目前运河申遗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 6月8日，文化部发布的《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则明确指出，在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按照文物保护法规定，并实行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价制度。 此外，意见稿还指出，除防洪、航道疏浚、水工设施维护、输水河道工程外，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划定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 对于运河沿线一些业已被破坏的文化遗产而言，这份办法的出台或许有些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