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认识新的媒介工具所带来的文化变革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事物，而这是错误的路径。 克莱·舍基在《认知盈余》一书中提出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有多大？如果你从自我中心的角度来推断，这种概率很小，小得让人难以察觉。而这个可能性仅仅和事件目击者人数以及他们中带着相机的百分比有关。第一个数字会根据事件不同展开上下浮动，而第二个数字——带着相机的人——从2000年的数百万人上升到如今的超过10亿人。照相机现在已经被植入了手机中，提升了随时会携带相机的人数。 我们已有许多次看到这种新情况产生的作用：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泰国政变、2009年伊朗大选后出现的动荡乃至那一年年初中国的央视大火——所有这些和数不清的更多事件都被相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上让人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事件会有目击者看到的可能性。规模上的变化说明了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曾经不太可能的事情变成了肯定。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记录那些事件，而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彼此的基础设施。 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说：“多就是不同。”1972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写道，任何事物的集合体，不论是原子还是人，都会呈现出单凭观察其组成成分而根本无法预测到的复杂行为孤立地研究构成水分子的原子，你根本不可能了解水的所有性能。对于人来说，这种因集合模式而产生的崭新性能同样真实。社会学不是应用于群体之上的心理学；群体环境下的个体会表现出在研究单个人时谁也无法预期的行为，群体不简单地只是个人的集合体而已。
菲利普·安德森的文章直接抨击了科学的简化法，根据这种方法，系统被简化到最小元素，然后人们对这些元素进行研究。他认为，很多人的集合会显示出无法简化为个体行为的特性，这也就是“多就是不同”的核心观点。它显示了，在数量上庞大的系统，在质量上会出现不同，事物集合体于其复杂性的每一层面，都可能呈现完全崭新的特性。 虽然安德森是在分析物理学领域的特定现象，他的识见却可以用于许多方面。例如，在教育上，“多就是不同”显现得很明显。当规模和复杂性发生变化的时候，网上课堂、大型公开课、易接近性和信息的丰富程度都会有所不同。有250位学生的一堂课不等于25位学生的课放大10倍。如果一门网络课的报名人数达到八九百人，这会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更多的意见，更多的媒介，更多的设备，更多的语言，更多的地点。由此产生的一些后果是：教师的控制度降低；学生对内容和学习关系需要更多的供给和定义；出现更多的混乱、混沌和噪音；信息流动更大，那些善于“结网”的人在课上会更自在；学生互相帮助的程度提高；个人专长的感觉下降，更多依靠经由集体的与合作的话语而形成的思想和技能；学生加剧分化，组建具有相同兴趣的小团体，以应付复杂性和使自己的学习个性化。 用“多就是不同”的观点来观察社交，你会发现，随着群体的扩大，一个人同另一个人的直接互动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假定说维系两个人的关系所需的努力可以忽略不计，那么，当群体达到一定的规模，这样的努力则会变得不可持续。即使是在简单的情境下，你都可以观察到这个现象，例如，在人们端着杯子祝酒的时候。在一个小群体中，人人都可以互相碰杯；在较大的群体中，人们只能和坐得较近的人碰杯。 同样道理，弗雷德·布鲁克斯在《神秘的人月》中揭示：往一个拖期的项目中投入更多的人力只会令该项目的时间拖得更长，因为新加入的员工增加了群体中的协调成本。由于这种限制是非常基本的，也因为这样的问题永远也不可能予以解决，每一个大的群体都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应对此一挑战。 一言以蔽之，当你把某样东西积累了很多时，它就会以新的形式来表现。而我们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积累我们创造和分享的个人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