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也算是在企业家的家庭中长大的，不管怎么算，多兹舅舅也不是我家最早创办企业的人。约翰·乔治·聂夫（John George Neff）出生于1834年，那时宾州的老股票不错，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时期。他先是教了一段时间书，后来到一个砖厂工作。没过多久，他就买下了这个砖厂—这可能是一种早期的以小博大，如果他为此借了钱的话。在赚了足够的钱之后，1873年他开始饲养马匹，还买了一处应属上流社会的田园家产。约翰·乔治把公司出售给了他的儿子们，其中包括我的曾祖父本杰明·弗兰克林·聂夫（Benjamin Franklin Neff）。三兄弟在俄亥俄布莱恩附近经营着他们的砖厂。
我母亲的姑妈姓普拉姆（Plumb），他们家族也有成功的企业家。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在大急流村以及附近地区建立了连锁超市，这种销售模式那时还处于婴儿期，它被叫做食品城（Food City），我至今还记得童年时那些商店的模样。按照今天的标准它们称不上是大型超市，实际上，它们比现代一个熟食铺也大不了多少。每当价格和广告要做更改时，就会请来一个广告油漆工，然后我会观察他在橱窗上画上各种有趣的东西。食品的价格数字被他标得龙飞凤舞，让我惊讶不已。除了有机会观赏艺术家工作以及和紧紧相挨的邻居们磕磕碰碰外，零售店的讨价还价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从没买过一股股票，但在我看来，它已经在出售了。我母亲曾在貂熊香料店（Wolverine Spice）做记账员，那个店是食品城旗下的一个批发部，就是在那里多兹舅舅接受了百货业务的基本训练，但是正当他有机会接手食品城的时候，伯祖父夫妇却把公司一分为二，自己拿了西密歇根的一些商店，而把大急流村的商店留给了他们的合伙人。最后在20世纪60年代前期，他们的儿子把持有的股份兑成现金，并建立了联合超市，那是一家位于底特律的连锁超市。现金是明智的选择，联合超市最终破产了。这个时候，多兹舅舅显然是去了我外祖母那里，寻求自己开办商店的启动资金，然后她就屈服了。任何成功都是短命的，很难说是因为业务开始下滑所以舅舅开始酗酒，或者相反，反正，前后次序没什么关系，结果都是一样，多兹舅舅饮酒过度而死，公司也走向了破产。幼小的我从中又学到了三个教训：①一旦涉及金钱，情感纽带都是幌子;②一个公司不行了，再去投资另一个恐非明智之举;③过度饮酒不能算是公司业务，也不能算个人优点。尽管我来自一个落魄家族，但我从没有什么不幸的切身体验。我母亲和外祖母的辛劳和努力渲染了一种舒适的氛围，迄今为止我一直这么认为。感激她们沉默中的强力支持，我的自信得以迅速滋长，我的行为在五年级也荣获了缺乏自制的美誉。以后我的挑战传统的倾向一发不可收拾，这可能反映出了我的外祖母和母亲在这个无父亲家庭中为了防御世俗侵犯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反正，既然我基本没有和父亲一起生活过，那么在我成长过程中对他的离席自然也少有知觉。对于一个家庭中应有的父亲形象，多兹舅舅以他自己的方式弥补了部分空缺。我们对地图都很痴迷，有很多地图都是他给我带来的。我们还一起沉思1940年人口普查的深远意义。直到如今，我还记得大急流村1940年的人口是164 592人。多兹舅舅告诉我找到国外城市的诀窍，布达佩斯的寻找出于某种原因充满了戏剧性。每到星期六，我们会花11美分购票看电影。对于标这个价位的票，我们足可以看两小段喜剧以及至少两场由吉恩·奥特瑞（Gene Autry）和罗伊·罗杰斯（Roy Rogers）参演的西部牛仔片，他们每次出场都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但是每次他们身处险境，最后却总能以某种方式化险为夷。
我在语法学校上学时，曾有两次机会让我接触到了股票。我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但密歇根海湾市（Bay City）的麦金利小学（McKinley Grade School）就是在六年级时安排我们学习和股票市场有关的知识，我想应该是学校的许多特别工程中的一项。（我们还以同等的热忱学习了有关阿拉斯加的知识，但至今我还没去过阿拉斯加。）更为激进的股票事件甚至发生在更早时期，也就是我在大急流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一学年假期，我们又开始了一系列的本行游戏：追人游戏、投篮，诸如此类。出于偶然，我们开始交易篮球卡片。由于卡片供应量不足，最稀有的卡片通过不断叫价，其价格可能会相当高—三张、四张甚至五张卡片才能换这么一张！接下来游戏场上甚至可能上演一段真正的疯狂。这真是很奇怪的事，匪夷所思。随着卡片变为货币形式，心理因素统摄了我们的行为。某人愿意出高价，但心里边想的却是如何以一个更高的价格卖给别人。这时我才五年级，但是宁出高价的诱惑已经显而易见。即使发现了价格一路飞飙的卡片同样也会跌得最惨不忍睹这个事实之后，我依然乐此不疲。价格飞涨过后的回落可能不是立即发生，但一般来说或早或晚总会发生。除了这些仍留在脑海中的关于市场粗枝大叶的肤浅教育外，我还记得曾有过这样的幻想，那就是不用真正工作也可以赚到很多钱，或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你必须预先测算出哪些篮球卡片会吸引最多的注意力，然后先于大众把它买下。但更让人惊奇的是，本不受青睐的卡片有时也会突然发狂，身价倍增。这至少是值得每夜深思的事，再加上其他一些出奇制胜的手段，零花钱便有了出处。从11岁开始，我开始挣自己的零花钱，并用自己的钱买衣服穿。1941年正值我读完五年级前后，我母亲遇到了一个叫吉姆·哈顿（Jim Hutton）的颇有创业才干的得克萨斯人。经过两个星期的相互示爱之后，他们便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接着我们搬到了托瓦斯市（Tawas City），也就是那时的海湾市，然后又回到了底特律。吉姆曾在密歇根的油田附近转悠过，并在那里和别人打赌，他赌这些油井前途有望，并发誓要取得特许权。那时，这些事情对我来说有些神秘色彩，甚至还有些诱惑的因素在里头。他还想和当地农民及土地所有者讨价还价，以期获得他们土地的开发权。他如果持有股份，他还可以留着它或者卖给别人，至少理论上是这样。或者他也可以等待这块土地被勘探，也许能发现石油。然而现实中的他从未真正涉足，相反，最后他只凑合找了个不冒险的工作，要不是薪金稍为高一点，这类工作普通得一抓一大把。那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工资水平处在冰河时期。1944年夏天，我白天做球童，到了晚上就去送报。每周都能带回家40美元—对于一个12岁的小孩已经算是不菲的收入了。我赚的钱差不多和流水线上的全职成年工人一样多。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只对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士开放，在那里做球童意味着有机会为当地的社会名流搬运球具并不时给他们提供参考建议。这些人中包括底特律的梅耶·杰弗瑞（Mayor Jeffries），此外我还有幸接待过埃德加·格斯特（Edgar Guest，1881—1959，英国出生的美国诗人，曾在《底特律自由报》上每天发表一首宣扬凡人道德观念的诗，得到各报广泛的转载，深受他称之为"老乡亲"的读者喜爱），他的诗歌经报业辛迪加在许多报刊广为发表，他是第一位这样的诗人，据我所知，恐怕也是最后一位。我从没想过靠诗歌创作可以负担得起这家高尔夫俱乐部的昂贵会费，但他玩高尔夫的次数可不怎么少。他是个让人愉快的家伙，我也非常乐意陪他玩一轮18洞，不过等到该付小费的时候他却不那么大方。他给25美分我就很满足了，要是给个50美分我可要感激涕零了。偶尔，我收到的小费能达到75美分或是1美元，但从来不是来自德加·格斯特（1998年夏天克莱斯勒的一次董事会会议之后，他们为两位行将退休的董事鲍勃·拉兹（Bob Lutz）和汤姆·邓南（Tom Denname）举行宴会，宴会场所就选在布隆菲尔德山乡村俱乐部（Bloomfield Hills Country Club），我也应邀参加。有人问我是否自己也打高尔夫，我说不玩。我最后一次在底特律玩高尔夫是在1944年，那个时候球场允许球童在每周一玩球。）。更加让人兴奋的还在后面。高尔夫手吉恩·萨拉森（Gene Sarazen，1902年出生于纽约，意大利后裔，他的父亲是一位来自罗马的木匠，16岁的时候，萨拉森把他的名字从Eugenio Saraceni改成Gene Sarazen，因为他觉得这听起来更像是一位球手）来这里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为他们四人组中的一个业余球员做球童。9年前，萨拉森在名人赛中挥出了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杆，球从平坦的球道上飞行了235码（1码= 0.9144米。），最终落入球洞，得了个双鹰球（double eagle，高尔夫用语，双鹰球是指低于标准杆三杆入洞的球）。我至今仍记得他挥杆时那种近乎完美的流畅，不管他按照标准杆推球，还是要让球腾空飞出，都远远落到那另一边的青草地上。后来，由于我继父家庭状况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再次搬迁。对于吉姆来说，得克萨斯可是一片有待开发的土地。于是在1944年11月，我们举家搬到了科泊斯克里斯蒂，吉姆在那里继续他对财富的追求。我不知道他如何以及为什么选中科泊斯克里斯蒂。他来自这个州的中部地区，大约在瓦克（Waco）附近，他的家人在那里有个农场。我们有些东西没办法装上拖车，所以只能把它们就地拍卖掉，其中还包括我的一些珍藏。虽然我把玩具和游戏放在地下室展示，但好像没有人表示兴趣。结果，我只能随便送人—这算得上是严酷市场机制的一个早期教育。我们坐车赶往得克萨斯，一路不停歇。到达科泊斯克里斯蒂之后，我们在一家汽车旅馆暂时歇息下来，因为我们还得等待建筑工对我们多少显得朴素的三居室房子做最后的打理。我们的房子就在该市郊外，购买时一共才花了5500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