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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么的我搞到了一本谈论投资的小册子，我也拥有大量工作间隙的时间，一有空闲我就开始漫不经心地阅读。我还读到关于普通股和优先股的一些知识，我不知道我持有的Aro设备公司的股票属于普通股还是优先股，所以我给父亲写信询问我拥有的股票属于哪种类型。后来我得知是普通股，它的价格随公司的业绩表现上涨下跌。这就是我的股票理论和实践的入门，我开始了解股东为何有时能够收获最大的潜在收益，有时又会承担巨大风险并付出了惨重损失。我对股票的兴趣开始萌芽，这是我的投资生涯的最早标志，但那时对我来说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对别人也是一样。与此同时，海军生活越发让我厌倦，再加上水手长们无来由的破口大骂，我不能再在海军部队里待下去的事实已经再清晰不过。为了在正常人的世界里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是该尝试一下大学的时候了。抱着这种想法，我报名参加了由美国空军学院──更著名的名称为USAFI──提供的两门相关课程。我很快掌握了大学一年级的英语课程。另外，我听了一堂心理学入门课，这对我起了催化作用，让我忍不住想象虽然追溯起来我在中学时成绩平平，但或许我可以应付得了大学。在一个周末，我和我的一个好友得知附近的威廉玛丽学院（William & Mary College）正提供是否适合念大学的天资测试，便一同从诺福克搭车前往。结果显示，毫无疑问我可以应付大学。1953年1月我被获准离开，重获自由让我激动万分。在24小时之内，我就一路从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驱车来到了托莱多。三天之后我成了托莱多大学 （University of Toledo）的一名大学生，并且再次住进了我父亲的房子。《退伍士兵权利法案》（GI Bill）会为我支付大学学费和部分生活开支，而且，我又在一家高档男子服饰用品店找到了一份卖鞋的工作，这可以为我带来额外的收入。这份工作需要我每周干30个小时，因为在学校我尚有全额的学习任务，所以这么干下来，我都快要累趴下了。不过这份工作给了我两个好处：首先，我可以用优惠价买到鞋子和男式服装；其次，我可以抽出一半坐柜台的时间用来阅读和学习。恰逢其时，我遇到了祖籍为匈牙利裔的莉莉安·图拉克（Lillian Tulac）。那时我的舌头可以不怎么打颤了，我成功得到了她的注意，一举把一名专业三A棒球运动员以及其他追求者挤出门外。不过我们需要克服宗教信仰差异的问题，莉莉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随着结婚的准备工作一步步就绪，她忽然发现我还从没有接受过洗礼。当然，洗礼只不过是走一个过程，一种形式而已，那很容易解决。但我还有更大的疑虑，信仰是必须严肃对待的东西，宗教信仰尤其如此。对这个问题我当时真有点儿手足无措。不过不管如何，长达12个月的约会之后我们正式订婚，并于1954年9月举办婚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