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基层植保站知识老化，有些农技人员自己家里的小麦得了赤霉病，都没有提前打药预防，如何能让他再去指导农民呢？”提起农业部今年做出严重预警通报的小麦赤霉病，一位农药学和植物病理学专家表示，同时，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也使得很多技术性强的工作难以达标。 这种极端情况正反映了我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上“最后一公里”待解的难题，也正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科技兴农”的原因。 “农业部现在提倡专业化统防统治，用专业化的防治公司来应对农村劳动力不足、防治病虫害不力的问题，同时科研人员都有指导培训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的任务，”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病虫害防控专家、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程登发表示，“但要达到预期的目的还需要时间去努力。” 基层农技知识老化 “目前来说，要提高农民的种田技术和田间管理水平，主要还是要依靠基层的农技推广人员。但是农技推广人员短缺和知识老化的问题严重。”程登发表示。农业部科教司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早在几年前就推出了《农业科技发展规划（2006~2020年）》，“在给我们科研项目经费的同时要求我们每年必须用一定的时间去培训指导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程登发说。而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科技兴农，也是希望能够提高农民和基层农技人员的技术水平。 在上述匿名专家看来，农业技术不断发展，基层的农技人员却难以接受新概念，无法适应变换的环境、病虫害和农药。“基层植保系统人员以前都是本科以下学历，有些是中专毕业，有些甚至是通过关系进来的。当然一些肯自己努力的人还能有较高的技术水平，但是大部分差强人意。”当然，现在这个状况正在改变，省级的植保部门开始有博士学历的工作人员，但是更低级别的植保部门改变还需要时间。 此外，由于上个世纪开始的事业单位改革，国家经费资助不足基层植保需要自己创收，“现在很多植保站已经变成了卖农药的。”前述专家表示，某次他发现某县级植保站购进一批农药，声称可治某种病害，实际上这种农药并不对症，但是该植保站还是打着防治该病旗号将药卖出去，他们说：“我不能让货积压。” “植保应该是公益性的，不能赚钱做生意。事业单位改革应将其归为公务员，他们的工作就是做好病虫害预测防治。但是要真正实施会比较困难，因为谁都不嫌钱多，就看怎么监管。”并且，现在农业生产即使由于技术原因出了问题，也不会追究谁的责任，“其实到底是人为还是天气原因是可以判断的，一定要形成问责制。” 386199部队力有不逮 如今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打工，留下的都是老人、妇女、儿童，被称为“386199部队”。而种田、保证粮食安全的重任，就落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显然负担得很吃力。 “我们要求喷洒农药，通常一亩地喷水量要求50公斤，才能达到好的防治效果，但是现在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多出去打工，留下的老人妇孺没有那么多精力，所以用水就变少了，这也影响到防治效果。”前述专家表示。 以防治小麦赤霉病为例，常用的多菌灵如果用了足量的水，虽然在江苏这个多发区，喷洒两次药，也能取得80%的防治效果，但是如果用水不足，防治效果只能达到50%，还会造成农药残留。 “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外出打工了，这些留守的人种田知识老化、学习新的技术也比较慢。我们这些做农业科研的也经常犯愁研发的农业技术到底谁来实施。”程登发表示。 针对病虫害防治，农业部几年前开始推广“统防统治”，即成立专业化的防治公司，在关键时期，进行农药喷洒。比如针对小麦病虫害实行的“一喷三防”。 “目前来说，国内的小麦主产区河南山东河北等地，专业化统防统治发展的态势不错，水稻主产区长江流域的专业化防治也发展得很好。但是在非主产区或者山区，专业化防治发展就比较缓慢。总体来说，专业化防治近几年才起步，达到预期目标还需要时间。”程登发表示。 但专业化防治公司也面临两难。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黄大日方 曾撰文称，专业化防治公司一亩小麦收取60到70元，农民觉得收费高，可是这个收费标准公司本身运营都有困难。 程登发说：“我认为，这些公司确实需要有适当的途径赚钱发展，但是国家应该给予他们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 农技农药研发不足 程登发介绍，目前我国农作物病虫害预警监测方面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负责研发，以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大学为首，应用卫星遥感、卫星定位等高科技进行监测。 另一个系统是全国农业推广系统，包括农业部种植业司下属的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测报处，各省的农业厅，以及基层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这个系统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实时收集全国各地的病虫害动态，如蝗虫、小麦条锈病、水稻稻飞虱等重大病虫害，每周或者每月上报农业部。 在重大病虫害发布之前，各个部门和专家们都要进行会商，预测下一步是否会发生严重的病虫害，会商之后再行发布。在病虫害治理方面，有农业部种植业司植物保护处、农药处，和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防治处、药械处统一负责。
“本来监测预报应该是农业生产最需要的技术，我们过去做得也很好，但是最近十几年有了落差。因为考核学术水平、晋升职级都要求影响因子高的论文，很多人都为了论文去研究，偏离了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宗旨，”前述专家表示，“有些开展害虫抗药性监测的研究生因为没有论文不能及时获得学位。同样，做这方面研究的老师因为不能发SCI论文，也难晋级教授。但是我们每年做的调研报告，尤其是针对农作物抗药性的报告，建议应该使用哪种农药，都是提供给农业部做参考的，对于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农药用久了，必然会产生抗药性。“我国的农药研发创新性严重不足，经常将国外的新药稍微改变一下成分推向市场，但是这时候国外已经用了几年，已经产生一定程度的抗药性了。”前述专家表示。 该专家表示，很多农药企业多是由以前的乡办工厂发展起来，虽然也招聘一些高学历人员如大学生，但是不会重用。 而当年我国是将农药划归为化学品类别，财政对农药研究的投入都是拨给化工研究院，管理部门则包括发改委、卫生部和农业部。“其实农药是一个技术含量特别高的东西，涉及化学、植物保护、环境影响以及经营等多方面的知识，农药的研发需要有生物学家和植保专家来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