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哈洛的实验说明，最简单的刺激反应也需要选择和加工刺激的机制参与。发现了这个问题，心理学就再也不可能像斯金纳宣称的那样，在不考虑大脑功能的情况下，套用物理学和生物学的方法讨论环境与行为的关系。为此有人讥讽，行为主义一味坚持环境是行为的决定因素，结果搞得心理学“丧失了意识”。 还有人认为，否认意识的作用，也就间接否认了人类自主选择行为的能力。可是，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难道不是出于自愿？一个人伤害了另一个人，莫非没有主观故意？如果一个人举手投足都受环境的控制，没有“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自由意志，那么个人责任有什么意义？人类的存在又有何意义？ 斯金纳在著作《超越自由与尊严》里对这些质疑进行了反击。他说，古希腊人认为一个人行为笨拙，是因为某个怀有敌意的神祇往他的胸中注入了糊涂的激情。意识决定行为的观念不过是这种谬论的现代版本。他辩解道，行为主义并不否认意识。心理过程可能的确存在，但由于它在本质上是不可观察的，故而必须排除于科学研究的范畴之外。相反，观察人的行为与环境的相关性才是研究的正道。 他提醒人们正视进化论提出的有力证据。人们应该明白，这个世界之所以有着形形色色的生物存在，完全是环境决定的。在各种生物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环境“不推，也不拉，而是在选择”。 至于自由意志，斯金纳把它当作一个概念上的累赘。他认为一切生物远离有害事物，或从不利环境中解脱出来的行为，都可以称得上某种程度的自由。一个人吃了不消化或有毒的食物，会反胃呕吐。一只动物遭到束缚，会反抗挣扎。从本质上讲，自由跟呼吸、出汗、消化等生理活动没有多大区别。没有人会说，我热爱呼吸，或者选择出汗之类的傻话。同样道理，像热爱自由、自主选择这类标榜意志自由的说法其实毫无意义。 斯金纳认为自由意志最大的问题在于，它混淆了客观事实与心理感受。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监狱要强迫囚犯参加那些非常危险残酷的实验，估计人人都会反对。可是，假如囚犯们为了较好的生活条件，或者为了减刑，心甘情愿地参加实验。那么，他们的行为算得上自由吗？推崇自由意志的那些人必将面对这种尴尬局面。 斯金纳说，只有把自由界定成行为，而不是感受的人才能够分辨，无论哪种情况下，囚犯参加危险实验的决定都是不自由的。同样的道理，在奴隶制度之下，清醒的奴隶也好，快乐的奴隶也罢，“奴隶”这个词才是事实的本质——即使经过精心设计而不滋生反抗行为，那样的奴隶制度仍旧是对自由的真实威胁。 认为自由是人与动物共有的行为特征，斯金纳这个观点的确过于激进了。不过，他在自由与自由意志之间所做的区分很有价值。当然，他并没有证明自由意志的有无。简单地把人们对自由的热爱视作幻觉，那未免过于粗暴了。事实上，斯金纳与哲学家伯林对自由的看法颇有相通之处。而伯林指导的学生，后来的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博士论文正是针对行为主义心理学的。 斯金纳对待意识的看法难免让我想起拉普拉斯。当这位19世纪的法国天文学家解释太阳系运行规律的时候，拿破仑问道：“那么，上帝如何发挥作用呢？”他的回答是：“陛下，我不需要这一假说。”斯金纳显然也持这种态度：意识未必乃是幻觉，但是人们不需要这一假设，至少目前如此。 然而斯金纳看待意识的态度还是太偏激了。站在行为主义的立场，一个真正痛苦的人与一个表演痛苦的人区别在哪儿？当同一辆卡车迎面驶来，为什么行人纷纷闪避，惟有一人呆立不动？这些问题行为主义很难解释。
斯金纳的态度也伤害了科学探索的精神。意识问题很可能是现有科学仍无法解释的，但这并不表示意识不属于科学应该探索的范畴。实际上，随着科学的进步，他在世时已经目睹了行为主义的衰落，以及意识研究重返科学后的强劲势头。特别是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在心理学、神经科学、哲学、人工智能、语言学、社会学等各领域展开的新综合。 心理学家乔治?米勒曾经是一位坚定的行为主义者。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他彻底改变了观点，成为认知心理学的先锋。时至今日，他仍然清晰地记得自己放弃行为主义转向认知主义的确切日期。那是1956年9月11日，这一天麻省理工学院举办了第二届信息理论研讨会。在会上，赫伯特?西蒙、艾伦?纽厄尔提出了“第一代信息加工语言”。那是一个强大的计算机程序，足以模拟逻辑定理的证明过程。 正是从“信息加工”这个角度，米勒忽然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并非直接感知和行动的。完全相反，感觉、思维和行动都要仰赖机体内部的转换或运算。也就是说，无论先天还是习得，人类具有获得信息、理解信息以及选择适当反应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必须依靠一套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加工过程—这就是认知科学的精义。 就在同一年，达特茅斯学院举行了一届人工智能会议。与会者包括马文˙明斯基、克劳德?香农等人。其中，约翰˙麦卡锡说服与会者同意，使用“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缩写：AI）这个概念来定义利用人造系统实现的智能，以及相关的研究领域。 认知科学的异军突起，有着鲜明的时代背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科学技术在各国政府的支持下有了深入的开展。例如数学家阿兰?图灵的工作是帮助英国军方破解德方密码，他后来被视为人工智能的奠基者之一。在帮助美国国防部研制潜艇探测技术的过程中，威尔森?丹拿和约翰?斯威特发展了信息检测理论。战后这些技术逐渐转入民用，十余年间取得飞速进步。到了1956年左右，这些进步汇集起来，形成共识，并且渐渐对行为主义有了合围之势。 在心理学内部，除了米勒，杰罗姆?布鲁纳等不少心理学家也在这一年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后者从儿童学习的角度也发现了行为主义的局限。他指出，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累积式学习固然有效，但是结构的重要性也不能忽视，因为学习的过程肯定会涉及到大脑中的加工系统。他称之为“心理地图”。 在《教育过程》的再版序言中，布鲁纳回忆起刚着手此书时，米勒神情激动地要他注意一个人，以及这个人的一本书。 那个人叫诺姆·乔姆斯基，那本书叫《句法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