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 重构人才梯队 中医传承青黄不接



   大家都说医疗质量下降了,为什么下降?七块的挂号费,这医生真的只值七块钱吗?理发的人一个月5000元,医生学了二十多年,博士毕业的医生在最初从业的几年里每月只有三四千的收入。

  陈氏太极正骨第四代传人陈启锋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医骨伤临床医生,毕业于一家正牌中医大学,全班25个人中只有他一人还在从事中医事业。关于为什么只有他没转行当西医的原因,是因为的眼睛不太好。

  对于中医人才的残酷现实,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也深有感触。在参加某中医大学的校园招聘会时,徐文波发现,他们是惟一一家到来的诊所,周边都是药厂、医疗器械公司等等。御源堂自然也就成了整个招聘会上最受学生欢迎的一家。中医医院岗位吃紧,学了中医的学生们,被迫刚出校门就要选择成为医药代表或者其他职业。“中医学院每年培养那么多学生,都去做药代(医药代表)了,没几个去做临床医生的,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徐文波向我们感慨道。

  这是整个中医行业所面临的尴尬。近年来,一方面中医教育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医人才却在不断萎缩,中医医院不姓“中”,中医人不姓“中”,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忧虑。在中医的传承链条上,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出现了问题。

  这与社会大背景不无关系。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逐渐主导了中国医疗市场。从民国时期的《废止旧医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到20世纪初期的消灭中医言论,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甚至一度面临“活着,还是死去”,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薪酬待遇,以及社会地位的“直降”,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涉足中医领域,甚至就连从业者也出现“大逃离”的现象。

  而这种动荡,以及社会的普遍“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医行业人才的衰落。就在“消灭中医”的言论甚嚣尘上的时候,2006年,《南方周末》曾发表文章称:“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而中国著名中医人数,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不足500名”。

  中医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没有人,中医就“虚”了。近年来,社会大众对中医的态度有所回升,各行业的人才以及资金也开始流入,对于中医行业而言,或将是一个契机。“像梁冬在传媒领域很有经验,还有的人是擅长管理的、擅长IT的……”徐文波认为,应该让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大家一起合作把中医做好。

  对于这些有志于弘扬并传承中医的从业者,以及社会人士而言,前路并不轻松。中医漫长的成长周期、现有医疗体制的限制,以及亟需提升的待遇、社会认知,都是他们不得不去逾越的障碍。

  千百年来,中医一直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承。虽然看似效率比较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顺应了中医本身的教育规律。

  社会地位、财富“双不沾”

  理想在现实面前“却步”

  “大家都说医疗质量下降了,为什么下降?七块的挂号费,这医生真的只值七块钱吗?理发的人一个月5000元,医生学了二十多年,5年大学,再加上3年的硕士生、3年的博士生,拿多少钱?”鲁兆麟曾经在台湾长庚大学授课,“那里,一个教授100万台币一个月,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他可以静下心去做研究,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

  据了解,博士毕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中医,月收入大约在3000~4000元左右。而根据职友集网站上,北京2012博士毕业生工资收入水平调查,截至2012年5月26日,平均工资为6654元。中医要达到这一平均水平,大概要经过3~5年的努力。社会地位、财富“两不沾”,让中医师处境尴尬。

  “年轻的医生需要静下心来去钻研,然后入到中医的门里面,但是现在这种社会收入结构和分配,真的是让人提不起这种兴趣”。成长周期长、前期收入少,成为阻碍人才进入中医行业的第一道门槛。邱琳提醒后辈们:“如果想要成为一名中医,必须先要做好安贫乐道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没有安贫乐道的心理准备,就不要进入这个行业,因为你肯定做不好。”

  中医不像西医有量化的标准,中医强调传承和实践,成长周期长。从搭脉、问诊到处方,往往需要长期临床经验的积累,一般一个西医毕业生3~5年就可以在临床上发挥作用,中医则需要六到八年。加上市民喜欢找老中医看病的传统思想,更是延长了年轻中医师的成长周期。

  “选择中医的时候就要明白,真正功成身就的时候,肯定在40岁以后了。”固生堂董事长涂志亮称,“学中医的人前20年很苦,收入很少,不要指望出来马上买车、买房、娶媳妇。”要耐得住寂寞,还要经得起诱惑。当看到身边的人大把大把赚钱的时候,要能够平衡自己。

  “中医说句实在话,真的就是一个字——‘熬’,在熬的过程中再去填充。可现在的学生往往还没开始怎么“熬”,就中途放弃了!”鲁兆麟深感无奈,心态已经成为他挑选学生的首要条件。

  时代变了,人心浮了。快节奏的生活、物质化的社会,让人很难潜心于学术的钻研和探究。

  “刘景源老师自己都不带博士生了,他觉得没意义,带了学生把自己的招牌都毁了。”邱琳觉得很悲凉。她曾经与很多老中医交流,大家的共识都是现在好学生难找了。某中医药大学院长在与她交流时感慨:现在很多博士生,连那个学术思想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论文东抄一段、西抄一段。

  兆麟堂负责人韩女士戏称,现在都是有家底儿的“贵族”子弟,才来学中医。在邱琳那里,好几个博士生家里都是三代以上的中医。当经济基础成为了中医入门的前提,它所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大批喜欢中医的人被挡在门外。

  “以前一个中医可以保一方平安,包括预测流行病,那多牛、多受拥戴啊!过去,中医可是给贵族看病的。”徐文波认为,中医应该得到应有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

  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洁,将中医传承分为三个层次:师生、师承、师徒。“真正的中医精髓一定是师徒才可以掌握的,必须在每一天对师傅的鞍前马后中,才可以体会和领悟。

  以西医管理中医

  被体制“瓦解”的职业能力

  陈启锋并没有行医执照,身为太极正骨的第四代传人、多家中医保健机构的顾问,这不能不说是他心头的一根刺:“民间医生都是在中医药管理局备案,中医药管理局认可后,给你一个村医资格证,干了几年以后,可以参加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

  但是,对于民间中医而言,大多数人是没有学问的。“考试刚改了,不用考英语和西医了,原来还考英语和西医的知识,别说让民间中医考了,就是让现在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考,都不好过,听说通过率也就8%左右”。

  在地方,民间中医仍是维持百姓健康的一支强大的力量。陈启锋称,民间医生当中有很多“高手”,“很多人都说民间中医保守,不愿意把自己的方子或者自己的技术外传,这是错误的。曾经有个民间的老中医跟我说,一个好的方子能治好多人,也能吃死很多人,他不敢乱传。没有悟性、没有灵性的人,他是不会给你的,宁可带到棺材里去。很多民间医生都想找到合适的传承人。”

  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大量的民间中医并不能进入医疗体系,甚至被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自然也就谈不上解决传承的问题了。因为整个医疗体系全是学西医的人在管理,学西医的人根本不懂中医该怎么做。

  如今,在中医学院《黄帝内经》成为了选修课,而很长时间内,西医理论都是中医考试的必考题。中西“混搭”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混乱。

  这让邱琳哭笑不得:“《黄帝内经》对于中医是非常重要的,李济仁(安徽省名老中医)老爷子讲《黄帝内经》是一绝,他们家到他儿子已经是第15代了,都是这样子教的。《黄帝内经》蕴含很多人生的智慧,如果把它学通了,你的德行和道行自然就在那里了。”她感慨,中医没有真正的中医教育,甚至比起以往的教育模式,还倒退了不止二三十年。

 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 重构人才梯队 中医传承青黄不接
  千百年来,中医一直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承。虽然看似效率比较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顺应了中医本身的教育规律。

  “现在学中医正骨的,为什么传承不下去,因为正骨如果不从小开始练武术,手上没有刚柔结合的力量是练不成的。我上次看到一个老师,手法很厉害,他说这种手法必须从六岁开始练,九岁开始练也有可能练成,但是几率非常小,九岁以后绝无可能练成”。陈启锋称: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一套真正适合中医的教育模式。院校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的传承问题。

  不仅仅是教育体制,即使是在中医的管理上面,一直以来,也是以西医管理中医的局面。“中西医结合,本身是个很毁中医的事情。本来是两套体系,最后变成了用西医的标准要求中医,对中医没有任何推动作用,甚至是反作用。”中医西制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医自身体制的建立,还极大地破坏了中医行业的发展和传承。

  中医讲求整体观,一个好的中医一定是个全科的医生。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女士认为:医院模式并不利于全科中医的培养。“现在,中医里面也分妇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拆得越多、能力越小。”

  “现在的中医,已经没有‘大家’了。” 在孔医堂董事长孔令谦看来,真正的“大家”,他的经验、学识首先是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广大民众的。他要有很好的觉悟和德行,最后再以他的聪明才智回馈给老百姓。

  “现在很多医生,人都不会做了,哪儿来的‘家’?”孔令谦称:“目前的现状是:三个学医的,一个分到协和、一个分到区级医院、一个分到基层社区医院了。在评职称的时候,协和的医生可能当了正教授了,区级医院的可能就是个副教授,而基层医院的也就是个主治医生,但是可能正教授的水平还不如这个主治医生。”

  甚至有一些以西医为主的医院,还出现了“轻视”中医“技术含量”的现象。

  有些医院,本来是西医大夫,因为医院的安排,被调到中医科,自己看了些书以后,按照他对西药的理解,去下中医的处方。邱琳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或许,这样的案例有些极端,但是目前医院的管理体系,并不适合中医发展,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医的共识。

  正安堂创始人梁冬认为,中医就应该体现市场的作用,让资源自由配置。“以前,肯尼亚大象濒临灭绝。后来,国家就把1000多头大象分给不同家族养育,国家再收录。现在,肯尼亚象牙数量已经比十年前翻了五倍到十倍。如果真正放开,让所有人‘炒大夫’,就像以前民国一样,让好大夫自由执业,允许他们凭本事凭诊费立足,他敢收一万的诊费还有人来,一定是有这样的市场价值。如果一个顶尖的中医学了二十多年,一年都挣不到100万,凭什么让一个售楼小姐一年赚100万,天理何容啊!”

  普遍培养到重点选拔

  重新树立中医意识

  徐文波一直想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医医院,尝试一套中西医融合的模式,包括中医器械的研发,但是在这里西医是为中医服务的”。

  长期以来,经过多次“倡西灭中”大浪的冲击,中医人才比例越来越低。

  清新国医的创办者杨志勋教授认为:现在的人普遍对中医常识知之甚少,更别提平日对自己健康的管理了。出身中医世家的杨志勋,在退休后义务开办了一个中医学习班,以《黄帝内经》为内核,将中医理论、中医思维教授给孩子们。

  “他们将来并不一定非得从事中医行业,但是通过这里的学习,他们会对中医有个基础的了解,并且可以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进行管理。甚至,他们可以将中医宣扬到他们工作生活的领域中去。”杨教授自豪地对记者说,他的学生有的已经在小区内“开班授课”了。

  相较于“布道者”的中医知识普及,“授业者”的道路显然更为艰难。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传承人,成为“纠结”的重点。在没有一个更加创新合理的模式出现时,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坚持“师徒”的模式,尽管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

  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洁,将中医传承分为三个层次:师生、师承、师徒。“真正的中医精髓一定是师徒才可以掌握的,必须在每一天对师傅的鞍前马后中,才可以体会和领悟”。鲁兆麟现在最小的徒弟刚刚上初一,用他自己的话讲,自己最喜欢和徒弟们“聊大天儿”。或许,他的徒弟们就是在每一天的“聊大天儿”中,跟师傅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治病救人。

  “中医是经验医学,如果不跟在老师身边,从做人上开始,那就很难学到他的精髓,道行比技术更重要”。邱琳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医还必须走师徒的方式,让更多热爱中医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到名家身边学习,也成为了她日常工作内容之一。“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名老中医资源,我希望这些对中医有追求的孩子,能够学习到他们的临床经验”。

  作为企业的公益项目,固生堂更是将为学生和中医“结对子”,作为重点工作来进行。“我们设置了固生堂名中医传承栽培奖学金,每年从广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院的临床学院,选择20个学生,我们这边再选20个导师,导师出门诊的时候,学生去跟师抄方,导师出学术著作的时候,学生也帮忙编纂整理”。这种“师徒”学习为期一年,涂志亮称,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也有助于企业自身的人才储备。

  在职业人才的培养上,徐文波的想法相对大胆,她希望能够引入日本的职业培训机制,以职业培训来促进中医的传承。

  徐文波认为,中医之所以无法与世界进行交流,是因为中医没有标准化和规范化。“中医太博大精深了,包括:天文、地理、哲学、人文……当我说想研究中医的标准时,很多人都否定我,但是这件事我一定要做”。

  徐文波计划近期设立中医培训这一块。当记者问及如何培养中医的职业素质时,徐文波称:“以诊脉为例,如果我摸完脉再让我带的人摸,那么他只会传承我这一派。我希望通过职业培训,让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诊脉方法。我们会设计一些模块的训练,就跟打游戏一样,升级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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