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大家都说医疗质量下降了，为什么下降？七块的挂号费，这医生真的只值七块钱吗？理发的人一个月5000元，医生学了二十多年，博士毕业的医生在最初从业的几年里每月只有三四千的收入。 陈氏太极正骨第四代传人陈启锋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中医骨伤临床医生，毕业于一家正牌中医大学，全班25个人中只有他一人还在从事中医事业。关于为什么只有他没转行当西医的原因，是因为的眼睛不太好。 对于中医人才的残酷现实，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也深有感触。在参加某中医大学的校园招聘会时，徐文波发现，他们是惟一一家到来的诊所，周边都是药厂、医疗器械公司等等。御源堂自然也就成了整个招聘会上最受学生欢迎的一家。中医医院岗位吃紧，学了中医的学生们，被迫刚出校门就要选择成为医药代表或者其他职业。“中医学院每年培养那么多学生，都去做药代（医药代表）了，没几个去做临床医生的，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徐文波向我们感慨道。 这是整个中医行业所面临的尴尬。近年来，一方面中医教育在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中医人才却在不断萎缩，中医医院不姓“中”，中医人不姓“中”，已经成为整个行业的忧虑。在中医的传承链条上，无论是供给端还是需求端，都出现了问题。 这与社会大背景不无关系。近百年来，随着西学东渐，西医逐渐主导了中国医疗市场。从民国时期的《废止旧医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到20世纪初期的消灭中医言论，中医和中医学一直处于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甚至一度面临“活着，还是死去”，这种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薪酬待遇，以及社会地位的“直降”，让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涉足中医领域，甚至就连从业者也出现“大逃离”的现象。 而这种动荡，以及社会的普遍“轻视”，直接导致了中医行业人才的衰落。就在“消灭中医”的言论甚嚣尘上的时候，2006年，《南方周末》曾发表文章称：“民国初年，中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只有27万人。而据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而中国著名中医人数，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不足500名”。 中医最宝贵的资产就是人，没有人，中医就“虚”了。近年来，社会大众对中医的态度有所回升，各行业的人才以及资金也开始流入，对于中医行业而言，或将是一个契机。“像梁冬在传媒领域很有经验，还有的人是擅长管理的、擅长IT的……”徐文波认为，应该让擅长的人做擅长的事，大家一起合作把中医做好。 对于这些有志于弘扬并传承中医的从业者，以及社会人士而言，前路并不轻松。中医漫长的成长周期、现有医疗体制的限制，以及亟需提升的待遇、社会认知，都是他们不得不去逾越的障碍。 千百年来，中医一直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承。虽然看似效率比较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顺应了中医本身的教育规律。 社会地位、财富“双不沾” 理想在现实面前“却步” “大家都说医疗质量下降了，为什么下降？七块的挂号费，这医生真的只值七块钱吗？理发的人一个月5000元，医生学了二十多年，5年大学，再加上3年的硕士生、3年的博士生，拿多少钱？”鲁兆麟曾经在台湾长庚大学授课，“那里，一个教授100万台币一个月，相当于20万元人民币，他可以静下心去做研究，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这个条件。” 据了解，博士毕业刚踏入工作岗位的中医，月收入大约在3000～4000元左右。而根据职友集网站上，北京2012博士毕业生工资收入水平调查，截至2012年5月26日，平均工资为6654元。中医要达到这一平均水平，大概要经过3～5年的努力。社会地位、财富“两不沾”，让中医师处境尴尬。 “年轻的医生需要静下心来去钻研，然后入到中医的门里面，但是现在这种社会收入结构和分配，真的是让人提不起这种兴趣”。成长周期长、前期收入少，成为阻碍人才进入中医行业的第一道门槛。邱琳提醒后辈们：“如果想要成为一名中医，必须先要做好安贫乐道的心理准备。如果你没有安贫乐道的心理准备，就不要进入这个行业，因为你肯定做不好。” 中医不像西医有量化的标准，中医强调传承和实践，成长周期长。从搭脉、问诊到处方，往往需要长期临床经验的积累，一般一个西医毕业生3～5年就可以在临床上发挥作用，中医则需要六到八年。加上市民喜欢找老中医看病的传统思想，更是延长了年轻中医师的成长周期。 “选择中医的时候就要明白，真正功成身就的时候，肯定在40岁以后了。”固生堂董事长涂志亮称，“学中医的人前20年很苦，收入很少，不要指望出来马上买车、买房、娶媳妇。”要耐得住寂寞，还要经得起诱惑。当看到身边的人大把大把赚钱的时候，要能够平衡自己。 “中医说句实在话，真的就是一个字——‘熬’，在熬的过程中再去填充。可现在的学生往往还没开始怎么“熬”，就中途放弃了！”鲁兆麟深感无奈，心态已经成为他挑选学生的首要条件。 时代变了，人心浮了。快节奏的生活、物质化的社会，让人很难潜心于学术的钻研和探究。 “刘景源老师自己都不带博士生了，他觉得没意义，带了学生把自己的招牌都毁了。”邱琳觉得很悲凉。她曾经与很多老中医交流，大家的共识都是现在好学生难找了。某中医药大学院长在与她交流时感慨：现在很多博士生，连那个学术思想是什么都搞不清楚，论文东抄一段、西抄一段。 兆麟堂负责人韩女士戏称，现在都是有家底儿的“贵族”子弟，才来学中医。在邱琳那里，好几个博士生家里都是三代以上的中医。当经济基础成为了中医入门的前提，它所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是，大批喜欢中医的人被挡在门外。 “以前一个中医可以保一方平安，包括预测流行病，那多牛、多受拥戴啊！过去，中医可是给贵族看病的。”徐文波认为，中医应该得到应有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行业。 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洁，将中医传承分为三个层次：师生、师承、师徒。“真正的中医精髓一定是师徒才可以掌握的，必须在每一天对师傅的鞍前马后中，才可以体会和领悟。 以西医管理中医 被体制“瓦解”的职业能力 陈启锋并没有行医执照，身为太极正骨的第四代传人、多家中医保健机构的顾问，这不能不说是他心头的一根刺：“民间医生都是在中医药管理局备案，中医药管理局认可后，给你一个村医资格证，干了几年以后，可以参加执业中医师资格考试”。 但是，对于民间中医而言，大多数人是没有学问的。“考试刚改了，不用考英语和西医了，原来还考英语和西医的知识，别说让民间中医考了，就是让现在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考，都不好过，听说通过率也就8%左右”。 在地方，民间中医仍是维持百姓健康的一支强大的力量。陈启锋称，民间医生当中有很多“高手”，“很多人都说民间中医保守，不愿意把自己的方子或者自己的技术外传，这是错误的。曾经有个民间的老中医跟我说，一个好的方子能治好多人，也能吃死很多人，他不敢乱传。没有悟性、没有灵性的人，他是不会给你的，宁可带到棺材里去。很多民间医生都想找到合适的传承人。” 但是，由于体制的原因，大量的民间中医并不能进入医疗体系，甚至被认为是“上不了台面的”，自然也就谈不上解决传承的问题了。因为整个医疗体系全是学西医的人在管理，学西医的人根本不懂中医该怎么做。 如今，在中医学院《黄帝内经》成为了选修课，而很长时间内，西医理论都是中医考试的必考题。中西“混搭”的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学生知识体系的混乱。 这让邱琳哭笑不得：“《黄帝内经》对于中医是非常重要的，李济仁（安徽省名老中医）老爷子讲《黄帝内经》是一绝，他们家到他儿子已经是第15代了，都是这样子教的。《黄帝内经》蕴含很多人生的智慧，如果把它学通了，你的德行和道行自然就在那里了。”她感慨，中医没有真正的中医教育，甚至比起以往的教育模式，还倒退了不止二三十年。
千百年来，中医一直以“师带徒”的形式传承。虽然看似效率比较低，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顺应了中医本身的教育规律。 “现在学中医正骨的，为什么传承不下去，因为正骨如果不从小开始练武术，手上没有刚柔结合的力量是练不成的。我上次看到一个老师，手法很厉害，他说这种手法必须从六岁开始练，九岁开始练也有可能练成，但是几率非常小，九岁以后绝无可能练成”。陈启锋称：直到现在，中国也没有一套真正适合中医的教育模式。院校体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医的传承问题。 不仅仅是教育体制，即使是在中医的管理上面，一直以来，也是以西医管理中医的局面。“中西医结合，本身是个很毁中医的事情。本来是两套体系，最后变成了用西医的标准要求中医，对中医没有任何推动作用，甚至是反作用。”中医西制导致的结果，就是不仅严重阻碍了中医自身体制的建立，还极大地破坏了中医行业的发展和传承。 中医讲求整体观，一个好的中医一定是个全科的医生。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女士认为：医院模式并不利于全科中医的培养。“现在，中医里面也分妇科、神经内科、神经外科……拆得越多、能力越小。” “现在的中医，已经没有‘大家’了。” 在孔医堂董事长孔令谦看来，真正的“大家”，他的经验、学识首先是来源于民间、来源于广大民众的。他要有很好的觉悟和德行，最后再以他的聪明才智回馈给老百姓。 “现在很多医生，人都不会做了，哪儿来的‘家’？”孔令谦称：“目前的现状是：三个学医的，一个分到协和、一个分到区级医院、一个分到基层社区医院了。在评职称的时候，协和的医生可能当了正教授了，区级医院的可能就是个副教授，而基层医院的也就是个主治医生，但是可能正教授的水平还不如这个主治医生。” 甚至有一些以西医为主的医院，还出现了“轻视”中医“技术含量”的现象。 有些医院，本来是西医大夫，因为医院的安排，被调到中医科，自己看了些书以后，按照他对西药的理解，去下中医的处方。邱琳说这样的人不在少数。 或许，这样的案例有些极端，但是目前医院的管理体系，并不适合中医发展，已经成为了绝大多数中医的共识。 正安堂创始人梁冬认为，中医就应该体现市场的作用，让资源自由配置。“以前，肯尼亚大象濒临灭绝。后来，国家就把1000多头大象分给不同家族养育，国家再收录。现在，肯尼亚象牙数量已经比十年前翻了五倍到十倍。如果真正放开，让所有人‘炒大夫’，就像以前民国一样，让好大夫自由执业，允许他们凭本事凭诊费立足，他敢收一万的诊费还有人来，一定是有这样的市场价值。如果一个顶尖的中医学了二十多年，一年都挣不到100万，凭什么让一个售楼小姐一年赚100万，天理何容啊！” 普遍培养到重点选拔 重新树立中医意识 徐文波一直想建立一个真正的中医医院，尝试一套中西医融合的模式，包括中医器械的研发，但是在这里西医是为中医服务的”。 长期以来，经过多次“倡西灭中”大浪的冲击，中医人才比例越来越低。 清新国医的创办者杨志勋教授认为：现在的人普遍对中医常识知之甚少，更别提平日对自己健康的管理了。出身中医世家的杨志勋，在退休后义务开办了一个中医学习班，以《黄帝内经》为内核，将中医理论、中医思维教授给孩子们。 “他们将来并不一定非得从事中医行业，但是通过这里的学习，他们会对中医有个基础的了解，并且可以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进行管理。甚至，他们可以将中医宣扬到他们工作生活的领域中去。”杨教授自豪地对记者说，他的学生有的已经在小区内“开班授课”了。 相较于“布道者”的中医知识普及，“授业者”的道路显然更为艰难。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培养传承人，成为“纠结”的重点。在没有一个更加创新合理的模式出现时，更多的人还是选择了坚持“师徒”的模式，尽管他们的方式各不相同。 北京兆麟堂负责人韩洁，将中医传承分为三个层次：师生、师承、师徒。“真正的中医精髓一定是师徒才可以掌握的，必须在每一天对师傅的鞍前马后中，才可以体会和领悟”。鲁兆麟现在最小的徒弟刚刚上初一，用他自己的话讲，自己最喜欢和徒弟们“聊大天儿”。或许，他的徒弟们就是在每一天的“聊大天儿”中，跟师傅学会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治病救人。 “中医是经验医学，如果不跟在老师身边，从做人上开始，那就很难学到他的精髓，道行比技术更重要”。邱琳认为，至少从目前来看，中医还必须走师徒的方式，让更多热爱中医的学生，能够有机会到名家身边学习，也成为了她日常工作内容之一。“我们有一些比较好的名老中医资源，我希望这些对中医有追求的孩子，能够学习到他们的临床经验”。 作为企业的公益项目，固生堂更是将为学生和中医“结对子”，作为重点工作来进行。“我们设置了固生堂名中医传承栽培奖学金，每年从广州中山大学研究生学院的临床学院，选择20个学生，我们这边再选20个导师，导师出门诊的时候，学生去跟师抄方，导师出学术著作的时候，学生也帮忙编纂整理”。这种“师徒”学习为期一年，涂志亮称，这样做不仅有利于中医临床人才的培养，也有助于企业自身的人才储备。 在职业人才的培养上，徐文波的想法相对大胆，她希望能够引入日本的职业培训机制，以职业培训来促进中医的传承。 徐文波认为，中医之所以无法与世界进行交流，是因为中医没有标准化和规范化。“中医太博大精深了，包括：天文、地理、哲学、人文……当我说想研究中医的标准时，很多人都否定我，但是这件事我一定要做”。 徐文波计划近期设立中医培训这一块。当记者问及如何培养中医的职业素质时，徐文波称：“以诊脉为例，如果我摸完脉再让我带的人摸，那么他只会传承我这一派。我希望通过职业培训，让他们知道各种各样的诊脉方法。我们会设计一些模块的训练，就跟打游戏一样，升级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