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在中国古代，是个知识分子都学医，苏东坡、欧阳修、张之洞、李鸿章都是懂医的。梁冬告诉我们，来正安上课的学生中，一半都是传媒工作者。 姚遥恐怕是中医行业的第一个六西格玛黑带，这位曾经在惠普工作了十余年的IT精英，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从事中医行业的工作。 在当归中医学堂上过几节中医育儿课程后，姚遥开始对多年的工作产生了动摇，在忍痛告别多年一同奋战的同事们、花了数月说服自己的家人后，她开始了和当归学堂的发起人李永明一同艰苦创业的日子。后者同样是从IT行业转行的。 像姚遥、李永明这样的“跨界”人才，在几年间的中医行业已经屡见不鲜。影响最为广泛的是前凤凰卫视主持人、百度高管梁冬，他不仅自己投身中医，组建的创业团队也极尽“混搭”之能事：有在奔驰中国做了九年客户体验及经销商培训的经理、在西医院从业超过十年的公司骨干，更有精通药材的中药饮片行业某知名公司的高管。而从事投资银行多年的京朋汇（原三艾堂）创始人邱琳，则因中医给了她第二个儿子，也开始不遗余力地发展中医事业。 “现在，不缺有人把钱砸到中医身上，也不缺媒体的宣传，还差什么？差的是人。”出身中医世家的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如此评价目前民营中医行业的发展。这位日本岩手医科大学访问研究员、科班出身的中医人才，对目前中医行业发展的顽疾深有感触。中医行业多年来在这种怪圈中循环：年轻中医道行不够赚不到钱，越来越少有人愿意进入这个行业，中医诊所收益不好，没钱雇优秀的管理人才，没有好的管理人才，中医诊所更难良好运营。 同样出身中医世家的孔令谦，年轻时就是因为“坐不住”，赚不到钱，而选择弃医从商的。近几年，因为“只有从医才能看到爸爸的笑脸”，才再度投身中医行业。 这个时代，中医势必需要经历一场改革。多年来，我们用西医的体制发展医学，而中医这一传统的智慧却在这种体制下日渐式微。中医需要在职业属性、商业模式、传播模式，甚至技术上，进行一次全面的革新，才能符合这个时代对于中医这一古老智慧的要求。只有解决了中医的商业化问题，才有可能真正推动中医的发展。 “周杰伦唱一首歌，让许多人都知道了《本草纲目》和几味药材，靠传统思路已经不能推动中医的发展了。”徐文波说。她的哥哥、著名医师徐文兵，也在寻求多方面的探索，这是值得期待的。毕竟，他在企业和娱乐名人中有着很高的声誉，报名参加他课程的人，已经排到了明年。 在联想印度3000人的大会上，联想在印度的总裁，花二十分钟讲述了这种“神奇”的中医疗法。他告诉员工们，谁干出了成绩，他就带谁“去中国体验”。 被中医救过“命”的 来救中医的命 近年兴起的民营中医堂的创始人，除了中医世家出身外，多半是被中医救过“命”的外行人。 2009年，李永明感觉容易疲惫，晚上盗汗并且偶有胸闷的感觉，，但他当时去医院检查时，无论挂什么科，都被告知身体没问题，被称为亚健康。于是，他通过朋友找到中医名家徐文兵。徐说李永明算是病的不算轻了，满肚子都是结。经过徐文兵和罗大伦两位医师的调整，李永明不光肚子里的结没有了，连的腰围也小了两寸，但是体重却没有明显变化。 兆麟堂的韩洁也是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被老中医鲁兆麟的几味药下去，挽救了生命。从此，她当起了鲁老的跟班，并“弃商从医”开办了诊所。梁冬是体味到中医的博大精深后，解决了自己的痛风问题。姚遥则是通过中医“拯救”了自己双胞胎儿子的健康。 “为什么一个说我没问题，一个说我病得很严重？”李永明被西医和中医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困惑了。于是，他看《黄帝内经》，看徐文兵等专家的各种书籍。看了很多中医的书之后，李永明突然意识到：中医不只是医，而是认识世界、认识生命、认识规律的理论体系，而且特别美。李永明对中医的痴迷，一如他说这句话时脸上的陶醉。他当时想做与中医相关的事，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这股中医热潮，在梁冬看来非常符合常理。“在中国古代，是个知识分子都学医，苏东坡、欧阳修、张之洞、李鸿章都是懂医的。”他告诉我们，来正安上课的学生中，一半都是传媒工作者。 “现在最悲哀的是，传统中医是什么样，大家都不清楚”。徐文波觉得，现在把传统中医弄明白八九分的人都不多，更别谈传承了。她认为这是现代人的悲哀，而不是古人的悲哀，在这种形势下没有一个大师，不可能像过去那样的人，哪门都很精，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甚至在“望闻问切”上我们的感觉都在退化。 中医需要各路人士用智慧解决发展的问题。 要懂得最民族的东西，同时要具备与世界交流的能力，这就是对国学、中医顶尖人才的评判标准。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去传承，并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发扬这些东西。 到企业去 “治未病”更符合中医逻辑 孔令谦的故事，特别能够反映中医职业兴衰的变迁。他是四大名医孔伯华嫡孙，是孔伯华中医世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但孔令谦从小对中医的兴趣完全在于虚荣：几个七八岁的孩子在一起玩，别的孩子会说“你爷爷见过毛主席”、“你爷爷跟主席合影了”。但是父亲让孔令谦读医书，他却是百般推辞。因为天生坐不住的性格，父亲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孔令谦到宣武中医院跟着四伯父学习。但是实在是太清贫了，因为文革耽误了学习，孔令谦比一般的同学都要大，成家也早，总要跟家里要生活费，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当有一个去那时的王牌IT公司上班的机会时，孔令谦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离开中医。 如果不能解决中医人才的吃饭和发展问题，中医的人才和发展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问题。李永明觉得，现在一部分人自觉自愿地来做一些事情，但是一定要用商业的手段，否则就无法维持下去。“不管难不难，我就先踏出一只脚来做。”李说。 中医要想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必须走出象牙塔，中医不止能解决疑难杂症，更是治“未病”，解决亚健康的法宝。而这正是中医最擅长的领域，也是 “二两拨千金”解决中医商业化的问题。 事实上，已经有更多的受众愈发体味到中医的妙处。民间中医太极正骨陈启锋的工作室常有很多企业家来拜访。他们对陈说：“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什么固定资产，最大的资产就是员工。我一个月给他们薪水少的开一两万、多的开四五万，如果他病倒了，我损失太大了。”陈启锋被各路企业家们请到公司讲课、教授正骨操，最远的地方到过新疆。这使得陈启锋这样的民间中医也能够找到商业模式。 受到陈启锋影响的还有《给你一个亿》主持人樊登，看到家人因中医调养好身体后，他开始大力推广陈启锋的正骨操。身为博士的樊登，还是IBM领导力讲师，也是多所大学的老师，在企业讲课结束后，都会教学生们练习这套操。 京朋汇（原三艾堂）创始人邱琳，给我们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联想在印度的总裁，在京朋汇接受按摩师的治疗后，在联想印度3000人的大会上，花20分钟讲述了这种“神奇”的中医疗法。他告诉联想员工们，谁干出了成绩，他就带谁“去中国体验”。 事实上，在国外，中医的市场价值早已高过西医了。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告诉我们，在美国、日本，很多人的病西医的方法治不了，看中医的话都要自费，但是大家为什么还是愿意看中医？因为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在国外，一个针灸师施针，一次约为200美元，而在中国，扎一次4块钱，对于医生来说感觉完全不一样。很多中国医生在国外没办法做西医，只能想尽办法用中医提高疗效，会看很多书，学很多东西，加之商业利益的刺激，他们的水平往往会比国内的中医高。 如今这些民营的中医机构，因为圈子小，都互相认识，也是很好的关系。他们认为应该重新站出来、联合起来，真正按中医学科的特性去探索一个适合学科发展的管理模式和形式。 虽然在各个中医馆跳槽的情况时有出现，但大家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变得紧张。 徐文波认为进入中医行业的人能够发挥各自特长，大家应该联手起来为中医行业做一些事情。就如同她与哥哥徐文兵在同一屋檐下，一个管理着御源堂，治疗病人、研究中医专业，一个开办厚朴中医学堂，将更多精力倾注在中医文化的传授和传播上。两人各自为政，也不时互相交流、互相扶持一把，所做的都是为中医发展添砖加瓦的事情。
对于中医商业模式的发展，徐文波有一套自己的总结：用职业培训传承中医、用现代科技带动中医、用连锁管理发展中医、用国际推广弘扬中医。她认为，中医最符合现在的“5P医学模式”。“5P”即预防性（Preventive）、预测性（Predictive）、个体化（Personalized）、参与性（Participatory）和健康促进（Promotion）。 现在，京朋汇有11项专利技术，都是在治疗方法上面，所以他们现在属于高科技企业。邱琳认为，作为一个医疗机构，他们就是凭中医里面一个一个的方法和成果在运营。“如果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不可能走得长、走得久。” “我希望投入中医事业的年轻人都是很时尚的，他们出身中医科班、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写写小楷、喝喝茶、精通外语、父母健在、劫富济贫、收入可观。”御源堂徐文波说。 新中医 不改革就不能振兴 “我希望投入中医事业的年轻人都是很时尚的，他们出身中医科班、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写写小楷、喝喝茶、精通外语、父母健在、劫富济贫、收入可观。”徐文波好像是在按照她的模子来制定“新中医”的要求，但她说她还远未达到，比如说写小楷、天文、地理。 当我们问她，为什么一定要求父母健在时，徐文波说，如果自己没有学透的话，父母身体能好吗？我们觉得这样的人一定难找，但她认为，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其实，说得一口流利的外语、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真的没有绝对的必要，这些都过于理想化，徐文波觉得中医大夫最主要的是会看病，而且要乐于普及中医，还要会看化验单。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徐文波在思想上走在时代前沿，她觉得中医作为一种职业必须要重新定义。对于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他们都希望能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同时满足自己对物质的追求。中医职业必须满足他们的需要，才能在人才输入上有更多的保障，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要么是“没出路”人的选择，要么是“贵族”的选择。 而对于如何达到这一目的。御源堂负责人徐文波和李永明的思路多少有点异曲同工，他们都想培养妈妈们对中医的了解和热情。“只有妈妈看到中医大夫很牛、挺滋润的、茶也懂、车也有、老去国外旅游、病也看得好，才会培养孩子当中医全科医生。如果像现在这样很多中医诊所都哆哆嗦嗦的、诊所又小又脏、药房也那么破、指甲也不剪，你愿意让他当吗？”徐文波找到了问题的关键。 兆麟堂的韩韩洁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经营人才，这样她就可以有时间帮鲁兆麟老师抄抄方子，在协助鲁老师工作的同时，学习一些知识，当好跟班。她觉得真正的师传，就是鞍前马后地伺候着，从老师的一言一行中体会全然的精髓。现在，她的儿子在中医大学读大二，将来有望传承中医衣钵。 徐文波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想着弘扬中医。她认为，中医是一种能量，生生灭灭，却不会完全消亡。徐文波的哥哥徐文兵告诉她，人有愿望、有能力，就多做一点，没有能力就少做一点。徐文波自己的理想，是做御源堂的学术交流会，她希望大家联手起来，发挥各自的特长，借助科技的力量，包括网络教学等等。 什么样的东西能获得追捧？就是要把传统中医用大家理解的语言阐述出来。徐文波很推崇歌手周杰伦宣传传统文化的方式，一首《本草纲目》让多少年轻人记住了那么多专业的药名？她觉得这就是符合时代需要的中医传播方式，这样的传播者越多越好。梁冬做的也是同样的事。他曾说，他不会当大夫，但是会更多地推广中医。 要懂得最民族的东西，同时要具备与世界交流的能力，这就是对国学、中医顶尖人才的评判标准。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地去传承，并懂得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去发扬这些东西。这些也是时代的要求。 “看我抓一把中药服下一帖骄傲……这些老祖宗的辛苦我们一定不能输。”周杰伦在《本草纲目》中这样唱到。 中医在发展过程中无法脱离商业化 中医与西医在近百年的最大差距是商业化。西医的商业化不仅推动了全球化，实现了现代化，还完善了它的人才储备。关于中医商业化，虽然褒贬不一，可无法否认的现状是，学界、业界都在进行相关的探索。 刘保延（中国中医科学院副院长） 中医是一个服务行业，这个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商业化运作，但是这并非中医的商业化。医疗事业具有其特殊性，具有很强的公益性，无法完全走向市场，让市场来调节供需。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你如何去衡量它的价值？救死扶伤的医疗服务无法完全按照市场规则来衡量价值。市场的调节也会极大地扭曲医疗机构的公益性。商业化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医疗行业追求的是服务最佳化。中医商业化让人感觉要通过市场的营销来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是不恰当的。 孔令谦（孔伯华医馆馆长、孔伯华国医学堂校长） 中医在发展过程中会面对一些现实的问题，但仅仅就医疗机构而言，不适宜完全商业化。医者仁术，如果医生把赚钱放在首位的话，那么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医生。但是如果完全不考虑经济收益，中医也是无法维系的。源自西方的商业文化是有可取之处的，我们应该找到中西文化的汇通点，而不是用西方的文化来改造中国的文化。中医在发展过程中是需要一些商业化运作的，但是即使进行商业化运作，也要基于两点：一是药品的疗效，如果药物没有疗效的话，即使你鼓吹得再好也不会有人来捧场；二是要基于德性，再好的大夫也有看不好的病，不能言过其实。西方的商业化在中国传统道德的制约下运作时，才不会跑偏。 商仲良（拥有数十年临床实践经验的职业中医师） 做中医不赚钱这已经是很多人的共识，而中医不赚钱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医的运作现状有关。从此意义出发，中医商业化不是要牟取暴利，而是要走出困境。其实我们所谈及的商业化，所指的就是关于中医价值的重新衡量以及由此所可能带来的利益合理分配。之所以要谈到价值的重新衡量，是因为基于对现有中医价值衡量标准的不满。而之所以会提及利益的合理分配，是因为现有的对于中医价值的不合理衡量体系直接导致了中医医务人员这个群体所获得的物质基础已经微薄到了不足以维系中医事业的地步。我认为中医的商业化运作是当前应对中医困境的一个比较好的选项。 冯夏红（辽宁中医药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我们应该探讨的是中医药商业化的程度和方式的问题，而不是探讨中医药能否商业化的问题，商业化和中医药之间早就不是一个水火不容的关系。无论是医疗服务还是药品本身，都是人们劳动的凝聚，凝聚着医务人员或者药企员工的脑力和体力劳动，而这些东西必然要转化成货币才能维系这些医务工作者和药企员工的生存。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有这样的需求，既然有这样的需求，就必然存在着一个医疗市场，这已经是既定的现状。从这个角度来看，推进中医药的商业化势在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