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据媒体报道，为了阻止一起故意杀人案的被害人亲属上访，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竟然写下一份“死刑保证书”，承诺会对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判以死刑。然而，平顶山市中院前后做出的两次判决，一次死刑，一次死缓，均被河南省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现在，该嫌疑人仍被关押在看守所，超期羁押已超过10年。 这样的“死刑保证书”，绝对堪称是中国当代法治的一个黑色幽默，是权力不尊重法律程序正义的丑陋写照，是一些地方在维稳思维下以透支法律公信代价寻求非正当妥协的样本。这起事件表明，任何以牺牲法治公正为代价的公共治理，最后都会让正义付出更大的代价。 先来看一下这起案件相关情节。早在2001年，河南叶县农民李怀亮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刑事拘留，此后，李怀亮对叶县人民法院与平顶山市中院做出的判决均表示不服，提起上诉。上级法院也都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此前判决。接下来，涉及这起案件两个家庭，一个为了讨说法，一个为了求清白，处于长期纠葛争执状态，多次到北京、郑州等地上访，被害人母亲杜玉花更是多次扬言要“自杀”。 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平项山中院顶不住了。2004年5月，时任平顶山市中院副院长赵明章与被害人父母达成协议，即“李怀亮一案由中院提审，尽量判死刑，如果省高院发回，杜玉花也不再上访”。当时两名见证人王铁柱、张建中在保证书上签了字。而且，保证书里的内容，也得到了平顶山市委政法委主要领导的认可。至此，由公权力集体书写的一份“死刑保证书”，成为当代法治史上抹不掉的一个污点。 难道法官真的到了起码的法律意识都没有，去签下这样完全不符合法律程序正义的“死刑保证书”呢？其实，当初平顶山中院觉得写个这样的保证书，不过就是缓兵之计，能不让受害人家属再缠诉缠访，免得闹出大事影响形象。甚至，平顶山中院也知道李怀亮一案证据不充分，死刑判决到省高院那里通不过。问题是，当时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在权力那里已经完全超过了保证司法公正的动力。不惜牺牲法治，以不满足程序正义的判决来满足受害人诉求，以“拖”字决来达到短暂维稳的目的，最终成为一种权力共识。 问题是，牺牲法治，只会让正义无法传递，让法治透支公信。事实上，这起案件后来越拖越复杂，案件也因此丧失侦破最佳时机，成为悬案。一边是地方法院骑虎难下、进退两难，一边是两个家庭在这种持久纷争中变得支离破碎。直到现在，法院仍不敢直接宣判无罪，检察机关也不愿撤回起诉，公安机关更不敢轻易撤案。公检法只能通过“太极神功”，在推拉盘旋中，消耗时光。只是，嫌疑人还关在那里，案件背后的两个家庭在缠斗中已渐然毁损，留下太多的人性悲剧。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著名法哲学家、法律史学家伯尔曼曾这样说。写下“死刑保证书”的公权力，无疑就是对法律最大的不信仰。事实上，在一些地方，法治也根本难以成为社会矛盾最有效的调节器，“不闹不解决，大闹大解决”，反而成为一种更加普遍适用的社会治理模式。为了达成维稳目的，选择敷衍法治，一些地方不仅以牺牲法律正义为代价，还极大透支着社会公共资源。 比如，在写下“死刑保证书”之后，当地公检法长期无法解套，当地政府、司法机关为了应对涉事家庭上访，花了大量钱财，却依旧无法给双方满意交待。难道只有像赵作海、聂树斌案那样，发生“亡者归来”或“真凶出现”的奇迹，才能解开这样的法治死结吗？在时间的风中，这个死结渐渐拧干太多人对法治的信仰，也成为当下中国公共治理困局的一个悲怆符号。
既然法治永远是保障我们这个社会公平与公正最为坚实的保垒和防线，到底为什么还会上演如此尴尬的黑色幽默呢？这一切，恐怕也只能回到一个根本的框架下，那就是让公权力运转彻底回归民主与法治的轨道下，来让权力对法律保持足够的敬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