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突然发现一笔横财，已经触手可及，这时，却有一双更大的手伸过来，凭空夺走。这种悲喜两重天的滋味，绝对让人抓狂。 四川彭州农民吴高亮就遇着了这样的事。今年春节时，他在自家承包地中发现一批乌木，俗称“金丝楠木”，属乌木中最贵的。四川有俗语“家有珠宝一箱，不如乌木一方”，这批乌木，有人曾出价千万元。就在吴高亮花费人力、物力热情开挖之时，当地镇政府横刀夺宝，把乌木运走，给出的理由就两个字——国有。 这种事，让吴高亮极度失望，差点出现失控。“国有”两个字，这时，对个体经济人来说，太残酷了。当然，中国人对于“国有”，也早就有过痛彻的情感体验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身为国家公民，尽管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也常含着泪水，但是，它从来也没真正属于你，就算你不用手持“暂住证”，但是，你拥有的土地产权期限，决定着永远都只是大地上的异乡者。 大地是国有的，大地上生长的万物也多是国有的。河流矿藏，人山草木，就算再广博，最后也都是装在一个国有的“大箩筐”之中。为了赋予“国有”的正当性，我们看到太多关于国有制、公有制的制度赋权，这样，作为“国有”和“公有”的守护者，各级权力也就有了看似充足的底气，代替国家去拥有很多东西。 于是，当农民吴高亮发现名贵乌木，惊动当地政府之后，这些宝贝就被当地政府理直气壮地拿走了。面对抗议，政府自然可以抛出一条《民法通则》：“所有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归国家所有。” 法律是个好东西，但法律有时也像是个笑话。比如，如果来抠字眼，那些地下的乌木，从来就不是由哪个具体人埋藏的，而是自然形成的。这样的国家占有，当然会让人觉得有些不服气。 把无主物都当成国家所有的惯例，既得不到法律普适支撑，在现实中也不被普遍运用。事实上，在这起“争夺乌木”事件的背后，当地政府“国有”看似大义凛然，但是，放置到经济生活的常态下来看，也要大打折扣。比如，在四川，农民从土地上起出乌木，公开随意买卖，一直也都是寻常现象，很少受到阻拦。现在弄出了一批天价乌木，地方政府就立即坐不住了，这种抓大放小的“选择性执法”，也实在难以摆脱与民争利的口实。 产权是很重要的。很多东西，被赋予国有产权，也很有必要。但是，“国有”这两个字，给人的感觉，有时是太霸气了，有时又是太小气了。当农民发现了天价乌木，地方政府扛出一段似是而非的法律，就把这无主物喜滋滋地弄走了。可是，还有很多地方也堆着无主物，比如垃圾，一些政府处理起来为何就不能那么积极了呢？当产权不能带来正面的激励，就很容易成为一些既得利益者获得公共资产的吸星大法，来充当掠夺公共财产的工具。 这些年，我们见过太多“公有物的悲剧”。公路是公共产品，可是“国有”的实质就是无休无止地收费；很多矿藏原本也都是归国有，可是，“国有”之后，最后却成为权力与资本共同发财谋利的私人宝藏；还有像故宫这样是国家的文化资源，有时却又成权贵阶层的后花园。“国有”看上去很宏大，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又很微观，很多时候不过就是被少数公权力操纵罢了。这一点，国有企业改制暴露出来权力私分国家财产现象，就是最好的例证。
现在，农民吴高亮发现的那批乌木，在变成“国有”之后，已经被当地镇政府紧锁在自己的房间内，据说，当地政府是打算用它来开发旅游资源。如果按照这个方向来操作，这种所谓的“国有”，也就随时可以降格到“省有”、“县有”、“镇有”。接着，就可能变成镇里少数权力与资本的共同所有。到那时，所谓“国有”，很容易就成为权力资本掠夺的一种托词罢了。 其实，在“国有”背后，政府也并不意味着就拥有天然的正当性，就占据着道德制高点。公共选择理论早就说明，政府那双“看不见的手”，并不总是在帮助人们实现长远幸福，甚至会制造灾难。在那本著名的《掠夺之手——政府病及其治疗》经济学著作中，政府就被看做是具有一己私利、为自身利益锱铢相争的“经济人”，随时可能伸出一双“掠夺之手”。这种掠夺，有时恰恰就是通过假借产权理论，通过暗箱操作来完成。 一块乌木，让我们看到太多法律的乌龙；一些国有，让我们看到沦为了权力的私有。对一块乌木引发的产权痛感，我们必须反思，这种产权，以及产权所赖以存在的法治，到底在为谁而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