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背后的国家逻辑



     从2004年启动调研开始,收入分配改革可谓“八年磨一剑”, 终于进入收获季节。据悉,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全体国民殷殷期盼,但最后揭晓的是什么结果,人们尚不敢抱太乐观的态度。因为8年来,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已经多次出现,无声无息地制订,没见到过一份征求意见稿,又无声无息地退回,也没听说明确的理由。或许这次真能“一劳永逸”,宣告一个旷日持久的难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因素过于复杂的交织。中国由列强入侵总结出“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从此开始“赶超行动”,而由于把失利的直接原因归之于“中国一盘散沙”,所以,“中国式赶超”坚持以国家为主体,无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点上是完全连贯、无缝衔接的。只要国家行动是有效的,国家从分配格局的得利有助于提高国家行动的效率,那收入分配体制就是天然合理的。坚持多年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首先是国家包括国企的“效率优先”。改革以来,出现过一波又一波利用各种机会和手段而一夜暴富者,其中不少是在国家享用财富盛宴的过程中,分沾了残余而得以成功的。最近有学者分析了中国富豪产生和政治周期的高度关联,其内在机理就在这里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因为生产要素配置的失衡,而获得了经济学意义上额外的合法性。以“工业化”为核心内容的“赶超行动”,从头就面临资本匮乏的难题。改革开放的最大意义之一是让中国跨过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初始阶段,而资本愿意进入中国则因为存在着以“超经济的方式”获利的结构性机会。所谓“城乡二元结构”一方面通过压低农业收益,将大量农民驱入城市就业市场,人为加剧资本匮乏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剩状态,另一方面依托户籍制度,拒绝给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免除了企业的社会保障支出。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压低了农民工的总体收入,也压低了户籍市民的工资,收入分配体制何以扭曲和何以需要改革,很大程度上都肇因于此。

  借助于扭曲的分配体制,中国资本快速积累,甚至出现资本过剩,与此同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劳动者逐渐离开就业市场,持续增加的劳动力供应开始掉头,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有了讨论的空间。2008年后,西方国家陷入金融和债务危机,中国出现产能过剩,国民无论是否适龄的劳动者,其消费者属性不断增强,而在“无消费,则无生产”的现代经济增长模式下,分配出现自动向消费者倾斜的趋势,以避免经济失速。中国社会进入了“没有公平,就无法保证效率”的阶段,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也进入了快车道。

  经济要求的自发浮现,并不一定会带来国家行为的自动调整。尽管30多年的发展一再证明,不单一地依赖国家,中国可能发展更快,但国家自身逻辑和由国家逻辑得利的集团,包括庞大的靠财政供养的群体、借权力寻租的部门和依托垄断而获得暴利的机构,都离不开现行的收入分配体制,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他们关心的首先不是经济能否转型,分配是否公平,而是会不会“动他们的奶酪”。

 国有企业收入分配改革 收入分配改革背后的国家逻辑
  由此,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国企与民企,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等,在收入分配改革这个公共平台上开始了一场无形但却公开的博弈。历经8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的分配改革方案,倘若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不能切实满足国民合理的期盼,那么,这场原本关涉经济利益的温和要求,有可能演化为权力与权利的尖锐对峙。近年来,“仇富”“仇官”的社会心态日趋严重,在这样的背景下,能否准时推出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将成为对国家回归其调和不同利益的政治功能的检验。

  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之所以难以成行,是因为经济和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因素过于复杂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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