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由《蜗居》和《失恋33天》原班人马打造、导演滕华涛的电视剧收官之作《浮沉》，从6月30日起在浙江、北京、东方和深圳四大卫视播出，很快就获得了高点击率和收视率。 乍一看，这部改编自崔曼莉网络小说的“职场大戏”与《失恋33天》、《杜拉拉升职记》等作品，多少有些相似—“《浮沉》开场，白百何演的乔莉一如既往地像《失恋33天》里的黄小仙，伶牙俐齿，一个脏字都不带，杀伤力却大得让人想撞墙一了百了”、“《浮沉》相当于《杜拉拉升职记》的升级版，再加上职场版的《士兵突击》”—大量的报道都集中在对这些相似之处的讨论上。 但读过原著小说的读者，热议的却是另一个话题—相比原著小说里的职场奋斗、步步惊心，电视剧《浮沉》少了大量职场内容。不少读者因此对改编后的电视剧不满，认为该剧是改编失败之作。 导演滕华涛并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可以被归类为“职场剧”、“商战戏”，甚至因媒体过多的类型化而不满。他在阐述剧本改编经过时，首先提到的便是“大刀阔斧”砍掉了大量职场情节。“《浮沉》的剧本之所以做了三年，就是因为原小说只有商战、职场，根本没有人物情感。其实，所有社会上我想说的关注点、问题，都隐藏在人物的情感中间。我希望通过几组人物之间的情感变化，来影响所谓‘七亿大单’的格局变化，从而折射出人的欲望和欲望实现所带来的人生浮沉。” “盛世下的欲望”成为大多数时候，制片方回答《浮沉》所蕴含社会议题的答案。或许，在职场励志、商战阴谋之外，电视剧《浮沉》还应该被关注的是国企、民生。在国企改革20周年之际，《浮沉》也许有除了职场之外的现实意义。 国企改制引发的“利益之争” 如果撇开女主人公乔莉在外企从前台、总裁秘书到销售的职业发展线索，《浮沉》的故事更像一出围绕国企改制而引发的“利益之争”。 江州老国企晶通电子厂厂长王贵林，在带着全厂员工守住清苦、耐住寂寞若干年后，终于等来“改制”喜讯—七亿的改制资金，着实让全厂沸腾。出乎意料的是，以江州副市长为首的领导层，却以王贵林改制经验不足为由，临时更换于志德—张副市长的女婿、主攻国企改制研究的大学教授、民企老总—走马上任晶通改制负责人，王贵林则成了一个清闲、无实权的挂名厂长。这是“权力”之争。 “按照你的性格、对晶通的感情，你肯定一上来就把这些事情理清楚，工人的去留、未来的生活保障……越繁杂的摊子，就越需要简单直接的方式去解决，要我只需要三步：精减、清算、改头换面。”王贵林与于志德原为“发小”，在未知负责人易主时，曾向后者讨教。于志德的这番话，基本定了后来双方改制理念的基调。 七亿改制资金，成为整个故事的悬念来源。美国赛斯和日本SC两家外资软件公司成为竞争七亿订单的主要对手。赛斯在主攻负责人于志德落后的情况下，派出毫无经验的销售乔莉“剑走偏锋”围攻已经毫无实权的王贵林；而日本SC因员工薄小宁有裙带关系，在张副市长指派下，领先一步取得与于志德见面的机会。美女攻势、金钱诱惑、相互挖角打听对方内部消息，在两家外企争夺订单的过程中，似乎已经不足为奇。 为了明确表达主流价值观，《浮沉》的故事在工人抗议后迅速转向了于志德被捕、张副市长落马，菜鸟销售乔莉依靠自己的能力赚钱，不行贿、不走歪门邪道最终获取销售单；王贵林和于志德虽然情似兄弟，但一个爱厂如命，以不牺牲全厂大多数职工利益为前提选择合作伙伴和适合企业改制的软件，另一个首先谋划的则是在改制中自己能得到的利益。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欲望的故事，这比较符合我一贯对都市变化这个主题的关注。”滕华涛说，“《浮沉》让人思考的是，现代人究竟该怎样对待欲望，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它慢下来，等一下自己的灵魂？” “携款外逃的贪官” 与《蜗居》相似，《浮沉》里也有一位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贪官”。 作为工人子弟，王志飞饰演的于志德有着骄傲的内心和强大的成功动力，在清华大学硕士毕业后，他进入体制内教育机构，同时也一心盯着经济改革，最终在副市长岳父的帮助下，成功插手晶通改制，希冀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他有着高超的政治手腕，以及长期在体制内汲取的政治厚黑知识，还对女主播情人“情深意重”。可以说，《浮沉》里的于志德，承载着新闻里的官商勾结的故事细节。而结局于志德因贪污遭情人举报，携款外逃未遂，不少观众也将其与“外逃贪官”相联系。 不过，同是凤凰男，岳父都是高官，都有情妇，而且都认为自己对情妇是真爱，于志德的“贪官”形象却不如当年的宋思明深入人心。“于志德与他的太太张丽关系也太差了”、“亏他还有脸说段芹是他的初恋，热恋，黄昏恋，在段芹父亲的墓前承诺自己会娶段芹，会一辈子对她好，结果自己食言，为了权势娶了他老婆，段芹居然也没跟他分手，还原谅了他，继续没名没分跟他在一起，真是笨蛋啊！” “在那样的家庭里，本身品质就不是很健全，副市长的女儿找老公就是找一个能管理、能带出去的，张丽知道两个人之间没有什么深厚感情，她也知道段芹的存在。我们的人物设定她一开始就知道，所以她不断提醒于志德，你在外面怎样我不管，但在晶通改制这个上，你别把我和我爸折腾进去。”滕华涛这样解释于志德与妻子从始至终的恶劣关系。 于志德表达对情人段芹的爱的最主要形式，就是在晶通“干一票”后带着她远走加拿大，从此“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而实现这一浪漫之举的前提条件是在加拿大购买一套价值5000万的海滨别墅，资金来源自然是晶通那七亿。 与当年对“宋思明海藻并非真爱”的观点一致，滕华涛说，于志德对段芹虽然表现得更为一往情深，但依然不是真爱。“我会想去提醒一些总爱编一些特别美好的故事的人，像于志德这样比较典型的，他其实有很多的优势和才华，他总需要做一些不好的事，但他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他要编一个特别美好的理由，他不需要骗别人，他完全是骗自己。终归有一天这个骗局连自己都骗不住，最后结局就是这个样子。”对于滕华涛来说，对段芹的一往情深，只不过是于志德为贪污编织的理由。 于志德最终未能逃跑成功，他在被捕第一时间举报了岳父。然而现实生活中，携巨款逃往国外的贪官“捞了就跑，跑了就了”的大有人在。去年，中国人民银行一份关于“腐败资产外逃”的研究报告曾引起不小的震动。 导演滕华涛对“外逃贪官”的细节小心回应：“于志德的欲望最后膨胀到，无所谓什么手段，只要他把这个欲望实现了就行。但我没有觉得他有什么敏感，他就是国企改制这么一个人，贪官说不上。”但他同时也表示，副市长“任人唯亲”的行为，“你查查有多少这样的事儿”。 现实主义“潜规则” 两家外企争夺七亿大单所使尽的手段，也让人联想到了近年来外资企业在华商业贿赂频频被爆的现实。 2009年震惊中外的“力拓案”，将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丑闻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而摩根士丹利、西门子、朗讯、德普、沃尔玛、家乐福、力拓这些鼎鼎有名的跨国巨头，在中国都留下了不光彩的印记，亲手将自己秉持的商业伦理埋葬。慑于西方国家严苛的法律，此类跨国公司已将商业贿赂主战场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 《浮沉》详细描绘了外企销售部门，与国企负责人之间行贿、受贿的过程。日本SC公司第一次邀请于志德在日本料理吃饭，销售主管土井派情人、美女销售车雅尼“美色诱惑”，并针对于热爱美食的特点表示，与之合作后可出钱让其飞往全世界吃尽美食，享尽奢华。而向负责人于志德“行贿”似乎是这两家外企销售的共识和核心竞争点，互相打听对方的出价也成为故事中的关键情节，因此引发的挖角、卧底，进一步增加情节惊险程度。 “七个亿到底会把人逼成什么样？”编剧鲍鲸鲸对外企觊觎这七亿资金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描述，“当七个亿的一个饼戳在这儿的时候，有这么一群人被别人告诉说你们有权利去咬一口，你们把嘴张到最大，去咬这个饼，你只能咬一次，大家肯定会拼了命地把自己的嘴张得特别大。但有的人会去考虑，这七亿我有资格去咬，谁给我的资格？” 即便在于志德“东窗事发”之际，两家外企高管依然没有死心。恰逢财务放假，无论是赛斯还是SC，负责人均存着“于志德是副市长女婿不会出事”的侥幸心理，决定用自己的钱先垫付给于志德。不同的是，土井直接将500万汇入准备潜逃的于志德的账户，而美国赛斯中国区总裁何乘风却在按下“确认汇款”前，收到了“于志德出事”的消息。SC公司后拒绝为土井讨回行贿的500万，并以单子未成功为由拒绝由公司承担，因为“一旦公司出面讨回500万，会影响公司声誉，成为商业贿赂丑闻”。土井最终跳楼身亡。 “技术更新”还是“工人利益”？ 在贪腐之外，还有“是否保障、如何保障工人利益”的重大命题。
国企改制过程中有所谓“三转”之说，即：政府转让产权、职工转换身份、企业转换机制。“转换职工身份”通过所谓的“买断工龄”方式来实现，即政府用国企转让产权所得的一部分，按照职工的工龄长短，分别支付给职工一笔经济补偿金。“买断”之后，职工与企业不再有任何瓜葛，完全撇清。补偿金其实就是遣散费，职工待遇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的裁员基本一样。 “买断工龄”作为改制的重要环节，是由地方政府部门主导的，地方政府从该企业的资产出让所得收益中拿一部分钱，用以支付职工的工龄收购费用。国企改制20年来，针对国企改制职工安置费用过低的报道以及民众意见频频见诸报端。对于原国企中年纪较轻或从事技术、营销、财务等工作的人员，一般算不上大问题，因为他们在劳务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再就业不会遭遇困境。然而，对于被“安置”的40-50岁的大龄失业人员来说，却是极为严峻的生存挑战。他们试图再就业必遭遇年龄等各种门槛。在经济收入归零同时，还要承担逐年大涨的社保金，而买断工龄的经济补偿金仅够交纳大约两年社保金。 《浮沉》以美国赛斯公司软件系统CAM与AAM的销售和选择，侧面切入“是否保障、如何保障工人利益”问题。技术峰会前的沟通会上，赛斯销售总监陆帆介绍了两种系统—CAM和AAM，前者更为先进，但要以削减工作人员为必要条件；后者提升空间小，但能保证厂职工原职不变。 王贵林和于志德单独讨论赛斯系统的选择。王贵林看中的除了晶通能真正有效改制，还有全厂上上下下员工们的去留，他更倾向于AAM系统。于志德的意见则反之，认为AAM系统是让晶通这次改制换汤不换药，想要有效并彻底达到改制的目的，精简人员是必要条件。两人因此对立。在于志德决定购买CAM软件后，晶通厂的员工集结起来抗议。王贵林赶到，豪言壮语后站到了工人们的一边，改变了被削权的局面。 “我们相信的确会有王贵林这样的领导存在，没有太多想法，特别朴素，他需要对他的父老乡亲负责任，能够把他们一千多号人带好。也没想大富大贵，他有特别朴素的信念。”滕华涛面对媒体评价“王贵林形象过于高大全，仿佛焦裕禄”时回应，他认为王贵林在改制过程中所秉持的理念和价值观，看似主旋律的套路，恰是对“是否保障、如何保障工人利益”这一命题的最好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