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吴中杰早年为自己设计的路子是：年轻时做记者，搞采访，写特写，到年纪大了，有了生活积累，就坐下来写小说。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紧张，无法搞创作，只好做文学研究工作，成为教授。退休之后，吴中杰重温青年时代的作家梦，不过并没有写小说，写的是散文、传记。 1953年，吴中杰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当时没有导师制，吴中杰听过许多老师的课，受许多老师的影响。朱东润先生常说：“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以没有傲骨。”蒋天枢先生一再要学生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吴文祺先生在课堂上常以王力的音韵学为靶子，进行批评。鲍正鹄先生讲课喜欢跑野马，古今中外，思路非常开阔。在吴中杰被批为白专道路时，别人都劝他不要再写了，只有蒋孔阳先生私下对他说：“一个人如果二十几岁露不出苗头，三十几岁没有成就，这个人也就出不来了。” 毕业后，吴中杰历经政治运动的折磨。1970年，他成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一员，被定为“摇鹅毛扇”、“长胡子”的“狗头军师”。这一年秋天，吴中杰到五七干校，与贾植芳同是监督劳动对象，成为难友。贾植芳一生经历坎坷，四次入狱，但思想坚定，富有韧性战斗精神。平反以后，两人一直保持着这种情谊，经常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开玩笑。贾先生社会阅历丰富，具有洞察力，有些话虽以玩笑之语出之，却极具穿透力，启人思考。他常说：“要把‘人’字写得端正。”王元化先生则在思想上影响吴中杰。王元化曾和吴中杰的妻子高云同事，认识吴中杰后时常交流。
从复旦大学中文系退休后，吴中杰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两本纪实作品《海上学人》和《复旦往事》。二书作为姐妹篇，都以复旦人事为主，描写知识人的际遇，一重写人，一重记事。吴中杰说：“这两本书在写作的侧重点上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是人或事，都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所以我遵循中国学者‘知人论世’的传统，把这些学人和往事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来写，希望能够写出一点时代风貌，并从这些历史事件和学人遭遇中，引出某种历史教训，而不是专写奇闻逸事来娱人耳目。” 50年代，复旦大师云集 时代周报：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复旦大学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吴中杰：解放初期提倡“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所以1952年的院系调整，就是以苏联的高教模式来调整原来的欧美高教模式。复旦原来并非名校，现在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就从别的学校调入资源。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49年到1952年，前后有十八所高等学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同时也调入许多名师。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和教师，但总的说来，是进多出少。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许多大学来说，造成了致命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运动的受益者。我于1953年入学，正是复旦名师荟萃之时。后来盛传，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何止十位，较有影响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陈望道是校长，不来上课，就不算在内。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老师，当时还只是中青年讲师，十分博学的赵宋庆先生则是副教授。 时代周报：为什么后来确立了文艺理论、鲁迅专题、中国现代文艺思潮与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方向？ 吴中杰：我们这一辈人，选择的自由度很小。我的研究方向多半与教学任务有关。我毕业时，原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助教留下来的，我的计划是：基础课教“现代作品选”和“现代文学史”，专题课就讲“鲁迅研究”。但下放劳动回校后，系领导通知我，说去年成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我的名字已经划过去了，叫我到文艺理论组去报到。给我安排的主要任务是上基础课《文学概论》，除“四清运动”和“文化革命”期间不得上课之外，这门课我一直上到60岁，《文艺学导论》一书就是这门课的讲义。但我仍不能忘怀于现代文学和鲁迅研究，就把这两门改为专题课。“现代文学史”是现代文学教研室的基础课程，不用我来上，我加强了理论性，从文艺思潮角度来论述，就成为专题课。《鲁迅的艺术世界》（由三本书合编而成）和《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这两本书，就是根据这两门专题课的讲稿整理成的。 后来带博士生了，学科的分野更明显些。我是属于文艺学学科点，文艺思潮史还可以作为这个学科点的课程，鲁迅研究就不便列入了，需要另开新课。我因为研究文艺理论的关系，对中国古典美学一直很感兴趣，积累了一些资料，也作过一些思考，所以就以“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研究”为题，与博士生共同探讨，并指导他们写学位论文。 写书需要阅历，读书也要 时代周报：1970年，你为什么会成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中“摇鹅毛扇”、“长胡子”的“狗头军师”？ 吴中杰：胡守钧和他的同伴们主要的“罪行”，是在张春桥要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关键时刻，发动了第一次“炮打张春桥”的行动。但我不是胡守钧这一派，与他们接触很少，还有过一些磨擦。后来从批斗、审问的言论中，发现大概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我所在的“过河卒”小组，曾与胡守钧等人联合组成“八二五串联会”；二是在第一次“炮打”前后，我曾找过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他原是“左联”中人，与鲁迅有接触，我找他目的在于进行鲁迅研究访问，但张派人物认为我是在搜集姚文元的“黑材料”，而且以为第二次“炮打”中红卫兵抛出来的张春桥历史材料，也是我所提供的—其实不是；三是我出身成分不好，即所谓“黑五类”子弟，本是他们打击对象，而又不肯低头思过，反而常要据理抗争，所以被认为“可恶”，犯了“可恶罪”，要列入“严打”之列。 时代周报：在“文革”当中的亲身经历，使你对鲁迅的作品有了新的认识？ 吴中杰：写书需要人生阅历，否则只能写其表面现象；读书也需要有人生阅历，否则就不能领会其深层含意。鲁迅的文章，开掘得很深，有很丰富的社会内容，没有人生阅历是不能领会其内在含意的。鲁迅在复颜黎民的信中说：“拿我的那些书给不到二十岁的青年看，是不相宜的，要上三十岁，才很容易看懂。”即是此意。 从“胡守钧案”写起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写《复旦往事》？ 吴中杰：在这本书中，最先写的一篇文章是《被扮演的“反革命”》，是应一个朋友之约而写，原来的题目叫做《人生大戏场》。倒也不是想要申诉冤屈，而是觉得“胡守钧案”很有典型性，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冤案是怎样编造成的。但是这篇文章没有被刊用。 后来陈思和、李辉为山东友谊出版社编“逼近世纪末人文书库”，收了我一本散文集，我就把这篇文章编了进去，并用这个篇名当作书名。出版之后，得到许多朋友的赞扬。后来我又写了以复旦教师为主体的《海上学人漫记》一书（即《海上学人》的第一版），也获得好评。 这样，到复旦百年校庆之前，我就想把在复旦的半世纪的经历写成一本书，写出一些值得引为教训的事。我只是一名普通教师，见闻有限，而档案又不肯解密，所以我不可能来全面总结经验，我也没有写校史的条件，只是就我所见所闻，写一些纪实性的文字，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思考，避免过去所犯过的错误。 时代周报：回顾在复旦大学几十年的读书和教学生涯，你如何反思所亲身经历的苦难与学术研究的得失？ 吴中杰：从1953年到1957年，我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四年间，虽然也有政治运动，但耽误的学业还不算多，且有名师传授，还打下一些学问的基础。1957年夏天，开始了“反右”运动，从此就运动不断，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整整20年时间，都是在运动和劳动中度过的，这段最美好的年华，都白白浪费掉了。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还不断有所反复，也很影响学术的发展。做学问，一要有生活上的保障，二要有自由思考和发表意见的空间，三要有充裕的时间，四要有平静的心态，缺一不可。我写这两本书，是想通过对往事和旧人的回忆，提供一些可供思考的资料，以便人们能吸取历史的教训，走出一条新路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