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如何摆脱两类矛盾的纠结
随着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的显现,国企不仅没有走出“亏也挨骂赢也挨骂”的境地,反而更为尴尬,以至于“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一时间,针对国企的改革路径,卖与不卖国企的两种观点势成水火。其实,这种争论恰恰容易掩盖问题的关键,即在各种矛盾的交织中,市场主体和监管者之间存在的种种纠结才是亟需破题的。 两类矛盾特殊的对立面 国企“亏也挨骂赢也挨骂”并非社会刻意让国企经营者左右为难,而是改革的前后诉求有不同。如果说“亏也挨骂”时的改革任务是扭亏增效;那么“赢也挨骂”时的改革使命则是公平共享。问题在于,国企在完成前一阶段改革任务时,社会付出的代价是否得到合理的回馈。如果答案不能令人满意,那么国企从扭亏到盈利的历程中所享有的垄断等优势的正当性,理应受到人们的质疑,其中存在的不同类型的矛盾应当厘清。 从国企扭亏增盈的路径来看,总是伴随着这样一些关键词:宏观领域的国民经济“主导地位”与“服务民生”、谋求自身效益的“减员增效”与“扩大就业”、在体制内核算时的“薪酬优先”与“利润分享”、在增长方式上的“规模扩张”与“科研攻关”。从此不难看出,国企不能光谈“企”,不讲“国”。然而,国企的社会使命与它的企业赢利本能的结合,存在着两对矛盾: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这两对矛盾并非发生在国企内部,而是存在于国企与社会之间。垄断与反垄断自不待言,效率与公平同样不是以国企内部为参照系,或许两者在国企内部兼顾的很好,但是以社会为参照系就未必如此。比如“天价烟”“天价酒”的内部均沾并无大碍,但是在社会看来就有悖国情和职业操守。 需要指出的是,国企所面临的这两对矛盾的加剧,常常不是与自己直接的对立面摩擦所至,而是另有“隐情”。比如垄断与反垄断的矛盾加剧,并不是反垄断的力量有多强,而是因为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出现了生存和发展的困境;是民企困境倒逼国企对自己所具有的垄断等优势有所遏制,无论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如何重要。同样的道理,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加剧,并不是国企的效率不应该提高,而是社会上收入差距被拉开的过大;是两极分化倒逼国企高管天价薪酬降下来。于是上诉两对矛盾中的垄断、效率一方,各自有着特殊的对立面,垄断地位的对立面民企困境,效率激励的对立面则是两极分化。 面对特殊的对立面,当国企强调自己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过于依赖垄断,过于强调效率而在薪酬激励上失控时,赢利已经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正当性。那么,相对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而言,国有企业自然“已经成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成长的最主要障碍”。然而,如果以为“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那则是文不对题。至少那不是在对症下药,而是在刻舟求剑。我们知道,鉴于美国经济依然陷于停滞,欧元大厦摇摇欲坠,资本主义再次面临巨大的危机,连西方各界名流都开始反思资本主义。这些足以说明,私有化并不是万能的;至少前苏联的解体说明,私有化并不能保证改革必然进入市场经济的理想境界,将国企完全分掉也是一样。 两类矛盾交织的两难困惑 上诉两对矛盾的特殊对立并非各行其是,而是交织在一起的。如果说垄断地位与民企困境之间矛盾的解决需要先公平后效率;而效率激励与两极分化之间矛盾的解决则相反,需要抑效率而扬公平。在经济学的理论设计中,往往效率与公平难以两全,在实践中如果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注定会顾此失彼。因此,如果利用人们群众对国企的不满将国企私有化,反而会加大两极分化的趋势,那才是最危险的。 当收入差距的加大和民企困境都直指国企垄断时,一般都认为,支撑国企高薪的效益是垄断的结果。比如中国四大银行日赚十几亿,“息差和信贷规模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我国银行业的高盈利”。公众不仅不予赞许,反而都不服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道出了其中的原因:这是公众对存款负利率、对垄断、对服务的不满,而非一个简单的数量界定。然而,国企垄断似乎必不可少,反垄断又不能丧失国家命脉。比如中国中铁隧道集团副总工程师王梦恕认为,铁路不是一般的运输部门,有其特殊性,它涉及国家安全,是国家命脉,权力必须集中到国家手中,甚至不宜实行政企分开。 应当指出,消除国企垄断未必能够保证民企走出困境,民企的发展同样可以加大两极分化的趋势。目前有民营企业家感叹生存环境的糟糕,固然有进入一些领域门槛过高,获得信贷比较困难等原因,但并非完全是由国企造成的。一些过去以出口为主的民企,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外客户订单减少,就不能归罪于境内的国企。民企在融资方面出现的困难固然有政策方面的限制,但也有自身的原因,比如认为实业利润菲薄,把资金抽去“炒楼”,造成资金链紧张等等。另一方面,民企困境的解决并不代表收入差距必然能够缩小。以个人身价排在各种财富排行榜前列的多数为民营企业家。如果说民企的发展要通过资本的集中和集聚表现为资金雄厚,那与低收入群体相比较而言,同样是两极分化。 当有专家提出“中国未来几年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国企私有化”不久,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在海南博鳌亚洲论坛指出,现在国有中小企业的层面已经没有国有企业了,中央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都已经进入上市公司了,似乎国企的未来就是完全的市场化。私有化与彻底市场化应当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前者认为那是“未来几年要做的”事情,而后者则认为,这件事情已经做的很到位了。果真如此,再强调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就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那意味着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所谓主导就是少数寡头的意淫。即使进一步的改革有良好的顶层设计,既得利益集团也会按照资本的逻辑趋利避害,使得顶层设计在执行中走样,真的会形成不改革等死,改革是找死的困境。 在改善监管中寻求突围 当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私有化、市场化的时候,大洋彼案《经济学人》年初的一期封面,令人惊讶地换上了列宁的头像。这虽然并不意味着历史将走“回头路”,但资本主义的精英已经看出:病了的资本主义,是“关键的纪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痛定思痛对我们当然不乏启发意义:国企面临的两类矛盾的困惑同样是监管出了问题,需要在改善监管中寻求突围。 将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结合起来,建立有效的信息调控机制。如果说垄断与反垄断都离不开监管,两者往往有不同的含义,前者主要指的是审批,含有权力寻租的灰色地带;后者主要指的是调查和监控,揭示的是含有资源垄断性质的国企对既定规则的执行情况。改善监管就是要将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使得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减少权力寻租的空间,便于接受公众的监督。需要强调的是,监管必须向国企的微观运行机制渗透,这和政府干预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不是一回事。建立可靠、真实的信息调控机制当然不是越俎代庖,而是要及时校正各种违规行为,防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如果仅仅将监管停留在宏观调控层面,在西方则是被金融创新之类所忽悠,在中国国企,同样会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失灵。 形成统一的经理人队伍,打破圈子壁垒。国企之间固然要有一定的边界,但是经理人应有一定的流动性,必须打破目前实际存在着的部门、地区之间人身依附的藩篱,以免形成扭曲的利益格局。现任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在证监会力主处长轮岗,采取放开保代签字权等一系列动作,旨在通过破除既得利益格局,激发监管者和市场主体内在的改革动力,从而为“强化信息披露和信托责任、把价值判断还给市场”的改革思路铺平道路。这种轮岗的做法完全可以在不同的国企之间进行,使得职业经理人不仅要对所经营的那一部分国有资产负责,同时也要对派出机构负责。在组织上采取“断其羽翼”或者“掺沙子”等措施,有助于打破可能存在的权钱交易中的攻守同盟,保证透明的监管能够及时获得足够的信息。 当然,改善监管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改变受制于监管对象的尴尬境地,即不能看现有被监管者的脸色行事。比如对于行政赋予的享有资源垄断的企业,高管薪酬与红利上缴的规则应当在委托授权之前确定,而不应该在此之后与既得利益团队讨价还价。一方面,监管不是博弈,不应当受被监管者的特殊利益掣肘,不能让享有资源垄断经营权的经营者控制改革。另一方面,包括公众在内,监管并非一般的反对国企的高管高薪,而是反对以垄断优势带来的收益为参照系自定薪酬,反对在“油价说没涨到位”的垄断感觉下进行“茅台不嫌贵”的职务消费。如果说高管年薪公开化、透明化、标准化刻不容缓,那么就不能留有与国企高管“商量”的余地。否则,“占领华尔街”的事件如果在中国出现,就不会那么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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