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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罗仲伟教授长期关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他指出，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正遭受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困难，由于体制改革的迟缓，企业家的投资信心越来越受到打击，其后果是投机现象泛滥，只追求暂时的经济效益，不顾长远的发展。不过，在短时期内，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并不会因为东南亚、东欧、美国的发展而受到影响，我们的竞争优势依然存在，但如果权力过分干预市场的行为不能得到控制，经济发展的前途必然坎坷。 中国制造面临高低两端的夹击 时代周报：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形势下，制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东南亚与东欧各国凭借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突围，美国制造业也在奥巴马的号召下出现回归本土的趋势，“中国制造”一枝独秀的局面是否还能维持？ 罗仲伟：的确，“中国制造”正面临来自东南亚、东欧以及美国的挤压，有威胁，有挑战。目前制造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是市场不景气带来的，一方面是欧债危机导致整个国际市场低迷，特别是发达国家主要市场不景气，另一方面是内需不振，而拉动内需又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据我了解，今年我国制造业面临改革开放以来最严重的困难，一些企业认为，现在的市场比金融危机爆发时还要差得多。 不过，国际制造业的兴起和回归，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从短期来看，东南亚与东欧地区新出现的比较优势会对我们形成一定竞争，但是不会动摇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因为我国的制造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配套产业链以及工业体系，特别是沿海地区，产业之间的协作和产业内部的配套都比较完善，这是它们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来的，所以我们的低端市场不会被它们取代。 从高端来看，美国的制造业和中国不在同一层面，美国制造业更多的是以新兴产业的制造为主，因为美国的劳动力成本非常高，难以支撑传统制造业，只能够在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包括能源、生物技术等领域有发展空间。过去美国主要把制造部分放在海外，现在有的制造环节就自己做了。与美国相比，我们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依然很明显，所以它们对我们的威胁也并没有那么严重。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来自高低两端的夹击提醒我们，现在必须抓住有限的时间实现产业升级，在制造业结构上进行调整，由低成本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寻求产品和生产工艺在技术上的突破，由制造业大国变成制造业强国。 时代周报：近年，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加上人口红利将尽，我们过去赖以生存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似乎难以为继，这是否成为“中国制造”面临的重要挑战？ 罗仲伟：工资上涨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让劳动者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正常的。现在一线员工的工资比2007年增加了一倍多，少的也增加了80%。但是，在一般制造业当中，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低的大概占10%，高的大概占30%，工资还有继续提升的空间。根据我们的调研，相对工资而言，企业对原材料的价格更加敏感，因为原材料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要比工资高。另外，环境对企业的要求在提高，要增加环保的投入，还有对生产安全的要求也在提高。由于这些因素影响，低端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已经走到了尽头。现在一般制造业产品议价能力很低，涨价的幅度远远低于成本上升的幅度，最后挤压企业的利润，生存空间越来越窄，很多企业出现亏本。 由于市场不振，企业要么减少生产，要么产品降价。很多民生产业，比如服装、鞋帽，市场弹性比较小，大量产品积压，为了资金周转，不得不降价销售。再加上拖欠，特别是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资金周转不过来，在市场销售不振的情况下，企业所需要的资金可能大大超过正常运营所需要的资金。这也是现在的融资为什么那么紧张的原因，许多企业为了解决资金周转问题，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如果贷不到款，就去借高利贷。 干预过多造成企业行为短期化 时代周报：正因为制造业利润下降，越来越多的企业把资金转到其他行业，比如奇瑞这样以发展自主品牌为理想的汽车企业也去投资煤矿，非主营收入在制造业企业中变得越来越突出，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罗仲伟：这就是一种市场预期，因为对长期投资本行业缺乏好的预期，就会只追求短平快的经济效益，只想着赚快钱，不想长期经营。之所以形成这种心理预期，是因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太多，政策的变化是短期的，反过来造成企业家的行为短期化。政策的摇摆，不能真正保证民营经济发展的权利，从长远来看，后果已经显现，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再相信政府，认为国家政策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没有真正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作为一种基本方针。在刺激经济的过程中，民营经济得不到好处，比如经济刺激计划主要都是面向国有企业，民营经济根本分不到一杯羹；到了经济过热要软着陆的时候，首先开刀的又是民营企业。 这样的政策，民营企业家哪里会有信心？其后果就是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投机化。最近发改委加大审批力度，但都是给了国有企业，为什么民营企业不可以？政策扭曲会损害政府的威望，我们在2005年就有了“旧36条”，2010年又有“新36条”，但到现在落实得怎么样？实际上还是一些政策的堆积，进不去的还是进不去，玻璃门还是玻璃门，大家没信心，制造业的升级单靠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的。宏观政策的实用主义态度，打击了企业家进一步创业、投资、再投资的信心，微观经济没有活力，大家都观望，都短期化，做实业的就会越来越少。而国有企业仍然可以得到很多的政府资源，轻松赚大钱，造成整个市场生态的变化，长期下去非常危险。 时代周报：是否可以说，这种短期化心理注定了我们难以实现制造业的升级，打造世界知名的品牌，而只能一直处在产业链的中低端？ 罗仲伟：没错，打造世界级品牌需要长期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的短期化政策导致了企业家的短期化投机，继而导致一线员工流失率高企，因为对他们而言，反正哪个企业都是一样的，不如多换个环境。而员工流失率高，又更加剧了企业家的短期化心理，不愿意在培训员工上做过多的投资，结果就是不可能培养出一流的员工、打造一流的团队，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没有稳定的人才培养机制，就不可能有优秀的人才队伍，也就不可能有技术创新和高端研发。做企业到最后就是做团队，西方大的跨国公司，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人才，搞管理的、搞营销的、搞研发的，形成一种非常好的人才培养机制，那些经营得好的公司，很多都有数十上百年的积累，靠短期化的投机是不可能实现的。比如德国的制造业世界顶尖，但他们的企业非常专注，在一个行业里长期积累，不会轻易地转线，跑到完全不相干的行业。我们的“不专注”也与行业利润率不平均有关，垄断行业利润高企，制造业利润低，怎能不叫人眼红，而德国的市场非常规范，行业利润比较平均，换行业没有必要。 中国的产能过剩是相对的 时代周报：目前我国的24个行业中有21个行业出现了产能过剩，制造业未来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 罗仲伟：我们现在有200多个产品的产能是世界第一，在全球产能过剩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情况尤为严重。产能过剩是因为产业规划出现了问题，由于政府的干预，使市场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资源配置可能是扭曲的。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产能过剩是相对的，现在的产能过剩主要是在低端产品，而中高端的个性化产品还是很有市场，比如苹果手机，它不是简单的适应性生产，而是创造性的引领式生产，它对人性的生产需求的判断，非常好地把握了市场方向，不是被动地满足市场，而是主动地创造市场。而我们低端制造业的同质化竞争太严重，这就需要我们实现产业升级。但是我们的产业升级不是放弃低端，而是要从低成本竞争转向差异化竞争，从劳动力比较优势走向核心技术支撑的竞争优势。 时代周报：中国和德国都以制造业著称，但德国的制造业与我们很不一样，我们可以借鉴德国的哪些经验？ 罗仲伟：最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专注精神和态度，他们的企业非常专注，在一个行业里长期积累，不会轻易地转向，跑到完全不相干的行业。德国的企业很能坚守，这是中国企业不具备的。而我们的企业今天炒这个，明天炒那个，短期投机非常严重，这是难以打造高端品牌的。其次，它们的市场竞争秩序很稳定，没有特殊部门、特殊企业的不公平竞争，他们的行业利润率比较平均，所以也没有必要从一个行业换到另一个行业，但是我们不一样，行业利润率差别很大，垄断部门、国有企业占据着大部分高利润行业，制造业利润低下，也就造成了企业的投机。 另外，德国的教育体系，非常注重产业工人的培养，大学有专门培养技术工人的专业，在德国的教育里面，把成为高级蓝领当作一种光荣，而不是低等职业，德国企业里一些高技能的工人的工资收入并不比教授低。此外，他们还拥有一套很好的导向机制，不追求企业的规模，很多核心技术都掌握在中小企业手里，他们做一些关键零部件、关键环节，企业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好，互相都离不开，这样使得技术创新也分散化、精细化，所以大企业不一定是技术创新的主力，这是我们的中小企业不能与之相比的。我们的成长历史比较短，而且还没积累，导向还不让大家长期去做，这就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