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的办公室电话今年早些时候被德国《明星》杂志公布在文章中，此举据称是为了解答30多年前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一个疑惑：“如果我打电话给欧洲，我该找谁？” 两年多前的2009年12月，欧洲认为终于找到了基辛格这一问题的答案。彼时，标志着欧洲新融合的《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英国人卡特里娜·阿什顿当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亨利·基辛格作出那番评论时，身份是国务卿。在欧洲，我们通常称这一职务为外交部长。现在，没有任何疑问了，美国国务卿可以打电话给阿什顿，因为她是我们的外交部长。”欧盟委员会主席约瑟·巴罗佐当时表示。 那时，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刚露端倪。2009年11月希腊财政部长宣布，其2009年财政赤字对GDP比将为13.7%，而不是原来所预测的6%，市场出现恐慌。短短几个月后，希腊濒临破产，危机随后传导至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欧洲资金外逃，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利息率上升，欧元面临存亡考验。 欧盟启动了紧急救援行动，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欧洲人发现，基辛格那个问题的答案不应是阿什顿，因为任何救援方案，未得德国首肯都是空谈；世界舆论与各国政要关注的焦点不是英国人阿什顿，而是德国人默克尔。因为，即便在2009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最具影响力女性”评选中，默克尔仍排名榜首，且连续第四年占据此位。 也就是从那时起，围绕默克尔的诸多争议亦慢慢浮出水面，她希望以德国式的国家运转规则来约束欧盟诸国，因此她不惜与当时一心重拾大国荣光的法国总统萨科齐明争暗斗，不惜强硬对待欧盟委员会以及希腊等国。 默克尔的强硬未能阻止欧洲债务危机的恶化，面对可能沉没的欧洲大船，她选择了有条件的让步，不仅希腊得到了援助，西班牙也在今年收到了欧盟的支票，德法合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默克尔与法国两任总统的关系更是被媒体津津乐道，“默科齐”（Merkozy）以及“默朗德”（Merlande）的说法不时见诸报道。 面对被债务危机撕裂的欧洲，默克尔的改变能够及时阻止它的沉沦吗？更关键的是，她愿意冒着政治风险作出更大的转变吗？因为在德国国内，并非所有的国民都站在她那一边。 “分裂”的德国 当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挤满了愤怒的示威人群时，德国街头亦熙熙攘攘，大批德国年轻人或披国旗或在脸上涂上了象征国旗的黑红金三色，他们聚在一起，欢快地唱着国歌。这是2012年欧洲杯举行期间德国柏林的一个画面。 “欧洲”这一词语在欧洲大陆其他地方能够带来恐惧、愤怒或焦躁，但对绝大多数德国年轻人来说，除了旅行、食物与足球之外，它似乎毫无意义。一项调查显示，40岁以下的德国人，对欧洲大陆当下的危机漠不关心。 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时刻：默克尔正一改前态，表示欧洲应该更为团结，在经济与政治上更趋统一才能阻止欧元区的崩溃。在这之前，经过立场不停软化，但默克尔坚持认为，欧元区债务国应当首先自我约束，紧缩财政，减少开支；同时，欧洲央行不能违背长期以来不允许购买其成员国国债的规定。 默克尔的这一转变面临着一大挑战：德国国内的代沟，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出生的德国人不再将欧洲大陆的统一看作是德国的国家义务。 “我想我们这代人不会太多地考虑欧洲。”27岁的马克·霍夫曼表示，这个来自德国汉堡的年轻人目前正在攻读政治学。“他们将安全、廉价与便捷的旅行视作理所当然。他们不知道（欧洲）做到这点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他们不知道欧洲对他们的生活有多大的影响。”霍夫曼的母亲、67岁的安内洛雷对于欧洲当下的危机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安内洛雷是“1968一代”的一员，那代人能深刻体会到父母一辈在纳粹时代的经历，他们因此希望欧洲大陆不再重现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悲剧。对他们来说，摈弃国界和相互竞争的货币，将欧洲建成一个大家园至关重要。 欧洲与德国的统一，她表示，“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步，当下的危机并不会动摇我对于欧洲融合的信心。” “1968一代”是复杂的一代人，比如前总理科尔以及前外长菲舍尔认为，为大屠杀赎罪是德国唯一的任务，这意味着在欧洲范围建立相关机制—无论是欧盟，还是欧元体系或欧盟军队，将会宣告德国国内民粹势力的过时。 但是，当默克尔希望她的国家奋起阻止可能席卷整个欧洲的危机时，她发现“1968一代”对于欧洲的热情并不为他们的孩子所感知与理解。 “与德国年轻人交谈中，我感觉到他们对于纳粹的那段历史没什么责任感，认为那跟他们没关系，也不认同根据那段历史来决定德国的政策选择。”研究德国与欧盟外交关系的汉斯·孔德纳尼表示。 “德国年轻人将欧洲视作当然之物，认为它就在那里，不认为它需要努力拼搏才能成形的。”孔德纳尼称，“阻止战争之类的话语对于年轻人来说毫无吸引力，他们没有丝毫的危机感。” 一项调查显示，40岁以下的德国人越来越倾向于以国家的眼光，而不是以欧洲大陆的眼光看问题。正是这代人将数十个反对版权保护的“海盗党”成员选进了州议会；他们还参与了席卷整个德国的反原子能的抗议活动。
今年5月13日，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CDU)在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北威州)地方议会选举中大败，得票率创下“二战”以后新低，这使得竞争对手社民党(SPD)在该州的执政地位变得更加稳固。此前在2010年时，基民盟因为德国民众对于欧债危机和希腊援助事项的不满而在该州遭遇滑铁卢，拱手让出政权。目前，社民党已在德国16个州中的11个掌权。 10年前，德国人几乎与所有欧洲人一样，首先视自己为“欧洲人”，其次才是德国人。但2011年的调查显示，只有50%的德国人认为德国拥有欧盟会员资格是件“好事”，2010年这一数字还是60%。同样的，只有23%的德国人认为德国有义务拯救希腊。 富足以及传统，让越来越多的德国年轻人变得保守，对于人们热议的欧洲领导权，他们一再回避，甚至感到极其焦虑。当选州议员的“海盗党”成员、22岁的斯温·科隆贝克表示，“德国人现在倾向于认为，德国应该决定欧盟和欧洲的事务。我觉得这有点太自负了。” 2013年，默克尔将争取第三个任期，尽管民意调查显示，她的支持率仍然超过社民党领导人克拉夫特，但面对诸如科隆贝克这样的德国年轻一代，她不得不谨慎选择自己的政策。问题是，债务泥沼中的欧洲能给她足够的时间吗？ 撕裂的欧洲 南欧国家失业率、贫困水平更高，“欧猪四国”（PIGS，即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均属这一地区。有评论称，一道无形的“金融墙”正在欧元区内部缓慢上升，也许这道“金融墙”所产生的影响与曾导致东欧、西欧分裂的“铁幕”相当。 德国、荷兰等北欧债权国与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欧债务国之间的利率差距使得南北欧的持久分歧面临加深的风险。即便是经营管理最好的西班牙或意大利的银行或企业，为取得贷款所付出的成本都要高于表现最差的德国或荷兰同行。这种形势持续的时间越长，南欧国家实现复苏的可能性就越小，南北欧之间的贫富差距也会越来越大。 但是，如果有一个南欧国家发生违约或者退出欧元区，德国将面临一笔天文数字账单，远远超过德国承担的“欧元区援助基金”2110亿欧元债务的理论上限值。 这也是默克尔立场发生转变的原因之一，在希腊债务危机刚爆发时，她力主将希腊踢出欧元区，尽管遭到包括德国央行行长在内的金融界人士反对，但她仍然坚称：“希腊别想从德国拿到一分钱。” 默克尔当初的立场，现在仍有唱和者。 芬兰财长乌尔皮莱宁7月初表示，芬兰宁愿退出欧元区也不愿承担他国的债务，反对动用欧元区永久性救助基金在二级市场购买重债国的国债。乌尔皮莱宁强调，芬兰希望解决欧债危机，这样做是符合芬兰利益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不惜任何代价去解决问题。 欧盟购买重债国国债的决定是6月底的欧盟峰会上作出的，当时，默克尔立场松动，从而使得峰会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三项成果：欧洲稳定机制(ESM)将可直接向银行注资，ESM可通过购买重债国国债来压低其融资成本，推出1200亿欧元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峰会前的欧洲媒体，一片叹息与指责。会前，一度传出默克尔声称，“我活着就不会有欧洲债券。”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将默克尔描绘成半人半机器的“终结者”，称她是欧洲最危险的领导者。6月9日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封面将全球经济比作一艘已沉入水中的船，漫画中的文字称，“默克尔女士，我们现在可以启动发动机了吗？” 欧元集团主席容克于7月10日欧元区财长会议后宣布，欧元集团已就规模为1000亿欧元的西班牙银行业救助方案细节达成协议。此时，距欧盟峰会通过两大援助机制还不到半个月。 对西班牙的援助，吸取了援助希腊迟缓的教训，但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也承认，尽管欧洲央行今年对欧元区银行体系进行了两轮大规模的三年期低息贷款注资（总金额大约为1万亿欧元），也仅产生了几个月的缓解作用。他表示：“在高度分裂的欧洲，还不明确能否找到有效的措施。” 欧债扩散的指责很多指向了默克尔，在希腊尤为明显。 希腊公共知识分子托马斯·斯奥莫斯接受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讲了一个颇为奇特的故事。 斯奥莫斯说，德国在“二战”占领希腊期间发生了一场大饥荒，忍饥挨饿的痛苦经历让希腊人在战后逐渐产生了某种暴饮暴食习惯。即便再贫穷的父母，也会设法弄到丰盛的食物，并要求他们的孩子全部吃掉。 当孩子们不愿意吃饭时，大人们就会吓唬他们：“快点吃完，不然我就叫默克尔了！” 5月份民意调查显示，78%的希腊人对德国没有好感，86%的希腊人不认同默克尔的危机治理政策。 默克尔之变 但是，从坚持两年多的反对发行欧元债券的立场，转至同意设立两大援助机制，影响默克尔的并非来自希腊的指责。 欧洲危机爆发以后，2009年德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下降4.7%，成为联邦德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失业率从7.8%上升到8.2%。 根据2010年的统计数据，德国前两位的贸易伙伴都在欧洲，分别是法国与荷兰。对于以出口型经济为主的德国来说，欧洲市场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一点，默克尔比谁都清楚。 当意识到德国撒手不管希腊可能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后，她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因为“欧元垮台，欧洲就垮台”。 “她从未停止学习。”《总理不易当》（HowtheChancellorRules）一书的作者玛格丽特·哈克尔表示，“这就是为何人们继续低估她的原因。当你对她形成了某种看法时，她已经发生了变化。” 2011年，默克尔两次作出惊人的政策大转变。 第一次是在日本福岛核灾难之后，她说服德国政府放弃了延长德国核电站寿命的决定。“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她长期以来从未对原子能产生过任何疑虑。”哈克尔称，“当福岛核事故在日本这样一个高科技国家发生后，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明白，即便是在德国，一些想象不到的事情也可能会发生。” 第二次是说服她所领导的基民盟克服保守派的强烈反对，支持设立最低工资。最低工资之争在德国已持续数年，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一直反对设立最低工资，宣称最低工资制将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 “她是个务实的问题解决者，不追究意识形态，”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默克尔传记的作者格尔德·朗古特教授表示，“她随时会改变立场。她所在的政党不喜欢这点。他们需要一个始终如一的信仰。但基民盟……知道只有靠她，他们才能赢得下次选举。” 德国人也将在2013年用选票给出默克尔之变是否成功的答案，但有一点已经毫无疑问，正如朗古特所言，“无论我们喜欢与否，默克尔是当今欧洲最重要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