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1亿元人民币和艰难经营一个有机农场，你选哪个？几年前王占利选择了后者，他的归原生态农业公司出品的归原有机牛奶几乎是北京市面上能喝到的惟一的有机鲜奶。
王占利五十出头，头发黝黑浓密，没有一丝白发，他说他一进城就头疼，几乎从来不在外面吃饭，因为不放心。奶牛场的闲散地块里种植的蔬菜、瓜果基本够他们的日常食用。 几年前，王占利开办有机奶牛农场，需要当地某部门盖章时，当时的负责人甚至说：“你要是能搞成有机，我就跟你的姓。”王占利最终还是让归原拿下了有机奶的认证。 几年来，中国大型乳企几乎都来找过王占利，还有上海的房地产商想拿5000万投资，他都拒绝了：“要想卖早卖了。” 去年归原约有3000万的收入，今年也差不多还是这个数。奶牛场就那么大，接壤的土地上农民都不愿卖地，出多少钱也不行，毕竟是自己的家业，谁愿意卖？另找稍远的地块，管理成本又大很多。如此一来，王占利倒也确实没有太多需要花钱的地方，他也乐得先好好经营现有的规模，毕竟牛奶厂能够复制他们理念的人才奇缺，运营的各个环节也有很多还没打通。 王占利的理念和他的奶牛场所面临的境地，在有机农业圈里极具代表性。 慢，几乎算是有机农业的最重要特质之一。不上化肥，果蔬长得慢；不用农药，草、虫除得慢；不吃饲料，奶牛下奶慢，跟着就是一系列的：创收慢、增长慢、盈利慢。 或许很少有比干有机农业风险系数更大的事情了。首先，要靠天吃饭；另外，不用农药，病虫害控制就要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懂生物学。接下来还要学销售、建物流、懂顾客。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的人实在太少了。 北大化学博士吉云亮数年前开始干有机的时候是靠着网上视频来学习的。在绿色、有机农业探索了20年的田忠红对此有切身的体悟：“所有这些复杂的过程扭缠在一起，你要齐头并进去推进的话，难度是非常大的。” 现在深入有机行业的分为三类人：一类人没钱，有信念，把自己以及全家搭进去，也干出了些许名堂，比如乐活、德润屋；一类人有钱有信念，比如沱沱工社、多利农庄；还有一类就是手握热钱的投资人。 当热钱要与坚持操守才有价值的有机农业纠缠在一起，他们会各得其所吗？热钱能像鞭挞电子商务公司那样催熟有机行业吗？ 慢，几乎算是有机农业的最重要特质之一。不上化肥，果蔬长得慢；不用农药，草、虫除得慢；不吃饲料，奶牛下奶慢，跟着就是一系列的：创收慢、增长慢、盈利慢。 靠天吃饭风险系数高 十几年前，王占利是村里第一批骑上本田摩托的人，这几乎是我们惟一觉得能把他和有机扯上边的背景：至少都是走在时代前沿。王占利一直很有商业头脑，他从一个毛纺厂的车间主任开始，攒钱做了餐馆，最后带有打赌的成分，才接管了这家原本经营不善的奶牛场。 前几年延庆的奶牛场主都爱参加些国际会议，在一次论坛上外国的专家讥讽中国没有好牛奶，他辩解不了又气不过，干脆去逛超市，一看才知道，日本市面上都是鲜牛奶，根本没有保质期长达数月甚至一年的利乐装牛奶。 了解了什么才是好的食物，是人们从各行各业进入有机行业的根本所在。网易CEO丁磊事业有成之后就开始注意养生，理所当然关注健康的食物，最终去养了猪。美国最大的社交网站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格，去年也给自己制定了“年度”的目标：只吃自己杀的动物。 如同各种新兴产业一样，有机圈子可谓各行业人士荟萃。北大化学博士吉云亮放弃德国某机构首席科学家和几十万年薪建立德润屋；做进出口软件生意的上市公司九城创办了沱沱工社和它贵得令人瞠目的冷链配送；开餐厅的张同贵打造了多利农庄，近两年他终于觉得作为一个农庄庄主开始被人尊敬了，这头衔甚至被他印上了名片。 沱沱工社生产基地负责人刘玉水原本是其母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刚去基地工作的时候，平谷的书记见了她就说了一句话：“你一看就不是平谷人。”反复思量，刘玉水才明白书记的意思：整天穿着小裙子、高跟鞋，哪里有干农业的样子？ 不当农民不知道到底什么才叫“靠天吃饭”，这恐怕是这些初来乍到的“新农民”最大的感触。有时候刘玉水刚跟董敏高高兴兴地汇报说，今年可能大丰收，地里长得可好了，下个礼拜就能摘了。结果，第二天一场大风雨收成就没了。农场基地刚搭好了大棚，一下冰雹，都倒了。刘玉水心疼得想坐在地里哭。从此之后她吃饭从不许浪费。 王占利自我嘲讽的口头语是：“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几百头奶牛算是他最重要的资产，但是谁也难保证如果遭受疾病会有怎样的后果。之前有外国奶牛场的客人来参观，王都不让他们踏进距牛舍几百米外的大门槛：万一他们带着别的牛的病菌怎么办？ 不光风险系数高，要搞有机农业，每项举措都要极为审慎。银香伟业多年来一直靠合理的农业模式来支持有机农业发展，他们与农民合作的土地上，只有1/10，或者1/20被他们认定为有机土地。在选择土地的过程中他们非常挑剔，对周边环境的考量非常苛刻。 “你只有5个有机草莓，当有人要买第6个时，你怎么办？”当快速发展的资本要求和有机农业的有限和不确定性生产碰撞在一起，会催生怎样的变量？ 催熟的果子甜不了 曾经的IT人王申福去年收入20万，这20万是他的有机农庄乐活村刨去土地、人工各种费用后的净利润，也相当于王申福和妻子，以及老丈人、丈母娘四个人一年的工资。不过，这几乎是北京诸多个体有机农庄庄主中的最高收入了。 王申福还有个在业内更响亮的名字“铁鸟”，开始务农的几年间，每每遇到没钱维持时，他就回IT圈打工，挣回来的钱就用来修缮农庄，再没钱了，就再回去。铁鸟在IT圈年薪50万一点问题没有，现在他出品的鸡蛋，被公认为北京有机圈里最好吃的。 生产健康的食物，是有机行业从业者们的内心诉求。在田忠红看来，好东西就一定有空间，他相信消费者愿意掏更高的价格购买有机食品，“关键是你能不能取得他的信任，市场上的西红柿2块钱一斤，我这个5块，但是我能保证，从过程到结果都是有机的。我相信人们会买这个5块的，不会买2块的。” 位于北京的有机市集最开始由几个中外友人组织发起，主要是每周末在某个场所进行有机食品售卖。通过常天乐等组织者近两年的努力，有机市集已经成为北京的一道风景，这种模式在国外很容易见到，它的诞生解决了北京周边很多小农庄与城市消费者的直接对接。因为洪晃等名人的关注，有机市集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现在凡是来这里买知名农庄的产品都要排大队。如果来得太晚，市集里的有机食品可能就很难买到。 有机蔬菜10元一斤，有机鸡蛋30元一斤，有机猪肉50元一斤，有机肉鸡120元一只，这差不多是有机市集的均价，而在多利农庄，蔬菜可能卖到20元一斤。 行情让很多农庄树立了信心，悠然社创办者焦念荣觉得，按照他的80亩地，年营业额应该在2000万没问题，如果再加上肉，翻一番可能都不止，关键就在于他们把眼下的事情做好。做大也是生存的根本，近期，国家对有机食品规定要有可追溯功能，焦念荣觉得国家对这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严格，必须做大、做正规才能在这个市场中生存下去，否则就可能被清理。 没有什么比规模化更能吸引投资者了。近两年，投资界对沱沱工社的关注度很高，去年沱沱和几批投资人进行了几轮很认真的沟通，但是大部分投资人都很难接受沱沱工社可能长期亏损的现状。虽然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但是由于前期投入了8000万，今年沱沱工社有望持平，但也仅限于当年投入和当年收入的持平。 规模化是有机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但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有机农业从业者，都必须面对另一个终极挑战。“你只有5个有机草莓，当有人要买第6个时，你怎么办？”当快速发展的资本要求和有机农业的有限和不确定性生产碰撞在一起，会催生怎样的变量？ 早在2005年，联想控股也与银香伟业接触过，还有来自很多大城市的资本，但是公司的负责人一直对资本非常谨慎。即使与很多农业机构有过很深的合作，而且探索了近20年的时间，管理层仍然感觉公司在有机农业的管控能力上没有达到充分的程度。他们担心一旦引入外部资金，会对公司的决策和发展产生一定的不良影响。他们希望练好内功后，再适度地去借助外面的力量。 德润屋今年已经婉拒了不少想来买菜的经销商和网民的团购邀请，因为在种植和销售上的节奏没掌握好，当市场有大量需求时，德润屋拿不出菜来。 钱、土地都是做有机农业最好解决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自己的信念。”焦念荣认为很多人坚持不下去，并不一定是钱的问题，而是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原有的理念，产品质量可能就会下降，客户是可以吃得出来的。焦觉得最棒的客户是孩子，越小的孩子越是专家，鸡蛋好不好吃，吃一口就知道。 银香伟业的田忠红认为，农业跟工业的发展有本质的差异，工业化的发展规律，今天建厂，明天生产，后天就完全可以实现销售。而农业不是这个概念，有机农业更有一个资源培育的过程。光从普通土地转换到达到有机生产标准就需要经历三年的时间，扩产谈何容易？20年以前，田忠红他们涉足食品行业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产业应该是一个有耐力的产业，它需要沉住气，不能很激进。他们也从没希冀企业能在一夜之间做大。 “我们必须要像虔诚的教徒忠诚自己的教义一样去忠诚有机种植的原则。”沱沱工社董事长董敏总不停地对公司员工，也对她自己重复着。诚信会在未来越来越值钱，她一定是这样认为的。 “站在造假堆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 曾经有一个不会说中文的法国记者听完归原的故事，在王占利面前对他的女朋友兼翻译说：“真的吗？他们是不是在编故事，我们在中国遇到的很多人都在编故事。” 王占利他们听懂了一点点，告诉这位法国记者：你可以想想，如果我们划一条界限，这边是真实的，这边是造假的，我们要站在造假堆里连个人影都见不着，我们没有人家这种造假的能力。你知道造假企业最大的秘密是什么？是添加剂，是广告，是制造概念。如今奶被附加的功能越来越多，有的加了水果，通过高温消毒后装在利乐包装里，水果的维生素都没有了。 法国记者的质疑不无道理，这些年关于有机产品的乱象已经让人们对所谓有机产生了诸多质疑。国家正在从机制上建立诚信壁垒。今年7月1日起，国内销售的有机产品将必须在包装上统一添加有机产品标识和认证码。届时消费者若购买了有机产品，可上网通过国家认监委“中国食品农产品认证信息系统”（food.cnca.cn）进行查询、验证，辨别自己所购买的究竟是不是真正的有机产品。 但是在银香伟业的田忠红看来，消费者的认可比认证更重要。认证不过是一个证书，但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品质。“品质是会说话的，口感、风味消费者都能感觉到。”田忠红认为，不是企业说自己的产品是有机就是有机了。 新的有机食品政策出台后，不同品类、不同批次都要进行检疫，一项检疫费的价格约是2000元，按此计算，沱沱工社每年在这方面的花费高达40万元左右。对于那些仍在靠努力和坚守维持的小农庄，执行如此严格和高费用的标准，是一个挺大的打击。 无论公司是大还是小，吉云亮觉得哪种模式都有它的生存空间，他觉得德润屋目前不需要进行有机认证，因为大家已经对这个品牌信任了，而且目前仍供不应求。如果需要的话，也是在扩大规模之后了。 国家对有机行业的关注，联想、万达、网易等大企业的进驻无疑会大幅推动有机行业的发展。但是走访过不少国外有机农场的小毛驴农场总经理助理钟芳和有机市集的组织者常天乐都认为，以美国为例，大企业的加入使得美国有机食品的品质是有所下降的。比如种植谷物、蔬菜，肥料是否有机，这是美国有机相关法案没有明确的，但是这却对有机食物的纯粹性有极大的影响。 悠然社创办者焦念荣对此深有感触。“比如养1000只鸡，死了200只，我能接受。但是我要养1万只、2万只鸡，那么我就要考虑，如果死一半的话，我能不能接受，我的损失有多大。”小农庄希望做纯粹，所以牲畜除了抗生素，其他针剂能不打就不打，但是如果上了规模，为了进行总体控制，一些针剂还是免不了的。 规模化和纯粹性上可能或多或少存在着相互削减的关系。但是像银香伟业这样颇具规模的企业，也在努力将影响降到最低。目前他们整合的自然村已经辐射到了十几个乡镇，真正覆盖的土地30多万亩，做有机的3万多亩。因为没有外界的压力，他们还可以较为容易地恪守对有机标准的底线。 经验也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从刚入行会面临颗粒无收的境地，到现在，德润屋已经解决了很多农业的细节问题，在扩大的时候不会遇到太多的损失。 有机农业的规模化是个更庞大的系统问题，技术只是第一道门槛。首先，要有足够大的市场；其次，配送物流是一个很大的瓶颈；第三，资金能不能支撑所有的投入以达到规模化；第四，企业生命活性能否持久。 从2009年到现在，沱沱在物流、供应链配送方面投入了2700多万，到现在为止他们也是北京市第一家全程冷链的日配企业，他们还有不错的呼叫客服系统。可以说沱沱已经把整个有机农业链条从上到下都打通了，现在需要做的是怎样更好地把服务做细致，做好。 有机农业的难点在于，要提高整体的管控能力，就要输出自己的技术和管理，要想复制人才，首先要培养好第一批有机从业者。 “人才培养要先吸纳，再选择，再培养，再输出，需要经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田忠红说，另外一方面是和外围的合作，比如跟当地农民合作，和基地合作，需要对他们进行有机农业理念的导入，对方要认可企业的理念、思路，也要明白他们如何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些甜头，感受到发展潜力，这需要一个过程。 “所有这些复杂的过程扭缠在一起，那你要齐头并进去推进的话，它的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田忠红对此深有感触。 王占利自我嘲讽的口头语是：“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几百头奶牛算是他最重要的资产，但是谁也难保证如果遭受疾病会有怎样的后果。 只吃菜不吃药 如今做有机的人士大多来自五花八门的“高阶层”行业：有化学家、有IT人士，最少见的就是农民。 在归原总经理侯学军看来，归原的意义不仅在一家企业，他更希望看到归原的示范效应能够带动周边的同行：“如果有人看到这个归原“发财”了，干得这么好，是不是也可以学归原做有机？”他进而认为，如果政府认识到这个模式不光是商业模式，甚至是一个能够改变国家产业结构，或者是能推动小养殖户直接获得利益的话，就可以制定或者加大支持力度，不是更好吗？ 对工业化的思考是从下而上的。经过了消费社会的膨胀之后，应该是适应什么样的生活。 侯学军的思考是在产业层面上，事实上很多人加入有机农业，是从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反思进行。他们认为工业化体系的这种生活降低了生活质量，人变成一个机器，朝九晚五，在这个流水线上做一种事情，他们认为这是对人性的变异。 “我老婆是一个产科医生，她做胎儿畸形筛查，发现这一段时间畸形率逐渐走高。我有时候跟她开玩笑说，办了那么多不孕不育医院，至于吗？结果她说真的是这样。”焦念荣身边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例。 对沱沱工社的刘玉水来说，从事有机农业的最大好处就是改善了睡眠质量，也有了好体力。 而对德润屋的创办者吉云亮而言，常年吃自己种的有机蔬菜让自己有了一口好味觉。一个朋友从法国带了很多红酒回来，他一口就能尝得出来哪个酒好哪个酒差，包括勾兑的干红他都尝得出来。 因为进入了有机行业，这位化学博士有了和同学们完全不同的人生。“那时我对自己的人生设计得蛮好的，先到德国去，回来以后找一个研究所或者学校，年薪就是几十万，拿一份自己的科技基金，建一个实验室，然后带学生出成果，最后就死在实验室里。”吉云亮在博士毕业时就能清晰地看到自己后几十年的日子，他说现在他的同学们都在干这些事，他和同学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现在一方面吃我的菜，一方面吃药，而我只吃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