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有很多企业在学稻盛和夫，也有很多人想当中国的稻盛和夫。有些专家担心，学稻盛的潮流泥沙俱下，甚至有可能违背稻盛的初衷。如何看待中国的稻盛热？企业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稻盛？弄清这些问题，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稻盛思想的源与流 稻盛信奉佛教，他皈依的教派恰恰是来自中国佛教的禅宗。众所周知，佛教自汉魏以来，在中国流传甚广，宗派繁多，自从六祖慧能以后，禅宗就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典范。正是禅宗，在慧能以后逐渐形成了沩仰、临济、曹洞、云门、法眼和黄龙、杨岐“五家七宗”。即便是从学术的角度看，要弄清这些宗派之间的纠葛关系也不是易事。禅宗进入日本后，同样形成了许多宗派和不同心法。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凡是修禅者，往往为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路径相争，以自己为正宗而以旁人为左道。这种派别之争，真假之争，同当今企业管理领域不同学派、不同方法的争论何其相似。看看管理学界的那些大家也不能免俗，彼此抨击，说起刻薄话一套一套，专挑对方的软肋下手。对这种论争，除了听之任之，别无良法。 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种宗派之争和观点辩驳只有消极性。如果从宏观角度看，正是宗派相争中你消我长，互相融合，思想得以发展，歧见得以消弭。禅宗在发展中，不仅有佛教内部的宗派分化，还有同中国传统儒学、道教、民间信仰和风俗的不断渗透和互相影响，并由此流变。中国的儒学对禅宗就有巨大的影响，忠孝仁义，禅宗无不接纳，从而形成其对社会的巨大亲和力；而禅宗的直指心性修习方法，也对儒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宋代理学的兴起，就得益于禅宗。可以说，禅宗内部的宗派和学派分化过程中的渗透融合，推动着禅宗的进化；禅宗外部的释道儒之争和互相辩驳，推动着中国古代智慧的发展。 稻盛和夫的思想源头实际上很复杂。他能够皈依佛教，说明他受到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的重大影响；但从他的著作来看，儒家思想的影响不在释家之下；再从日本的传统文化角度观察，西乡隆盛对他的影响历历可见；而他在经营企业中的具体行为，又可看到各种思想的混合作用。 以1994年稻盛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演《致新时代的中国领导人》为例，在这篇不长的讲演中，他引用了宋代苏洵的语录，引用了明代吕坤的《呻吟语》，引用了《易经》和《尚书》中的格言，引用了孔子，引用了孙中山，借这些人的语言来说明京瓷公司的经营哲学，说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显然，他的思想来源是多方面的。如果读稻盛的书稍多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提到最多而且最为推崇的人，就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而西乡隆盛尚武崇儒，勇猛进取，同佛教徒的形象并不吻合，更多地展示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武士精神和牺牲精神。如果从维新事业的成就看，西乡并不占据首位；如果从所遭受的磨难、人品的高尚、意志的坚定来看，西乡则堪称楷模。稻盛特别赞许西乡隆盛，他所创办的京瓷也以西乡的座右铭“敬天爱人”为社训，正说明了稻盛的志向和追求。 所以，在中国学习稻盛和夫，从源和流的关系来看，有必要弄清稻盛自己的思想源自何处，流向何方？同时还要了解中国企业的稻盛热缘何发起，这种热潮同稻盛本人的思想关系多大？关于稻盛自己的思想，已经有很多学者阐发，本文不再饶舌。而关于中国稻盛热的兴起和走向，有必要略加辨析。 不怕变异，只怕变质 有人担心学习稻盛过程中产生变异，背离了稻盛的原意。本文认为，即便是真心学习稻盛经营方式，变异也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优秀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企业，肯定会有因为情境不同而产生的变化。吃西餐用刀叉，吃中餐就要学会用筷子。就拿阿米巴组织来说，中国与日本的社会背景不同，人们的社会生活习惯不同，所形成的分权自治式组织哪怕都叫阿米巴，其形状也是多样的。许多人都觉得，日本和中国都是集体主义社会，殊不知日本的集体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大不相同。在日本传统中，离开了集体就没有个人；而在中国传统中，集体是用来给个人定位的。所以，很有可能日本的阿米巴是团队，而在中国却变成了集合。日本的阿米巴可能更像微型事业部，而中国阿米巴可能更像承包制之变种。只要能够体现出稻盛的经营精神，就不要担心学习中发生的变异。中国禅宗在发展中，由最初的“不立文字，直指本心”，到“不离文字，说不可说”，静默禅向文字禅转变，依然还是禅宗。学习他人的管理方法经验，也是如此，而且可以肯定如此。 但是，这种变异一旦背离了稻盛倡导的经营哲学，那就存在重大问题。中国有不少企业学习稻盛，往往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同欧美相比，稻盛的经营哲学更接近中国语境，中国人看稻盛的东西更亲切；二是觉得稻盛的东西可以避开企业经营中的许多麻烦，修炼起来更方便。这两个方面，前者有利于稻盛思想的传播，后者会导致稻盛思想的变质。
诚然，稻盛的许多言说，更接近于中国。他的著作中儒家修身养性的学说占了很大比例，中国人看着眼熟，听着耳熟。不过，如果认为儒家思想就容易修炼，那是极大的误解。作为儒家原产地的中国，历史上产生的真儒也为数不多。而且在儒家思想的传播中，“陋儒”、“俗儒”、“乡愿”的批评不绝于耳。即便是熟读五经，也不见得就是真儒。像清朝理学名家李光地，濂洛关闽无所不通却品行有亏，致使史家感慨道：“圣祖尝论道学不在空言，先行后言，君子所尚。夫道学岂易言哉？”（《清史稿 · 李光地传》）所以，要学稻盛的思想，就要有经得住比稻盛更多磨难的准备。如果仅仅盯着稻盛的辉煌而不打算下稻盛的气力，稻盛的思想是学不来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尽管在快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更多是靠扩大生产而不是靠改善管理，中国的企业多数缺乏西方在工业化初期那种科学管理的洗礼，缺乏严密的制度规范体系和流程工具体系。而建立和完善这种体系，需要花费很大气力，而且难以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所以，有不少人学稻盛，是看到稻盛的企业似乎不需要这种精细化的体系，想走捷径，或者想下意识地想避开这种规范化的管理内容。尤其是在“跨越式发展”的旗号下，看到那些不怎么精密的企业照样在“跨越”，自己的企业也想不经痛苦的磨炼就能“化蝶”，不愿从事劳心费力的“青春期教育”，由少儿一步跨入成年，避开制造麻烦和混乱的“青春期躁动”。这种心态在中国尤为多见，而且有多种多样的表现。比如，不愿下功夫培养骨干，却总想着引进个把领军人物就可以万事大吉，避开培养人才的长期性磨炼；不愿扎扎实实做出能够支撑企业的产品，而是通过“山寨”一把取得快速回报。这样学稻盛，就很有可能把修习内功的“易筋经”改造成“辟邪剑法”。这是最值得警惕的。 禅宗强调悟，于是，很多学稻盛的人试图通过棒喝而顿悟。但应当看到，顿悟的前提是苦修，佛教和儒学的根基都在于诚，没有真诚的信仰，没有水滴石穿的过程，不可能突然开窍。学稻盛，不怕变异，单怕不诚。如果心存侥幸，不修善因，只求善果，甚至试图投机，就会堕入邪魔外道，禅宗对“野狐禅”的警告，就是针对这种现象的。如果把稻盛的思想看作工商竞技场上的“兴奋剂”，那就很有可能走偏。 当然，在企业的流程和管理工具已经相当完善，理性化的管理已经取得很大成就的情况下，学习稻盛，可以矫正科学化背景下的人文缺失，可以在利润之上彰显人性关怀，可以在经济组织中培育宗教情愫。但前提是要明白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自助者天助。只有那些明确自己的责任，勇于担当，不断追问“作为人，何谓正确”的企业家，才能学到稻盛精神。而真正的稻盛精神，很可能会以与京瓷公司完全不同的表相展示出来，但其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却会同稻盛心心相印。在当今世界中，伴随着科学与技术的发达，管理知识和技能的理性化学习，实际上会越来越容易，而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养育，会越来越重要。明末有位诗人汤传楹在《闲馀笔话》中谈到人生修炼时说：“吾辈不可不存时时可死之心，不可不行步步求生之事。存心事事可死，则身轻而道念自生。行事步步求生，则性善而孽缘不堕。此儒宗、禅悦不二法门也。若心境本不清旷，饰放诞为风流；事迹本不光明，假慈悲为因果，地狱之设，正为此人。”这段话，足以为今日学习稻盛者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