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来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言下之意是我们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水深，摸不到石头了。对这个说法，我有一些意见。
意见来自于我们社会网学派对社会管理的基本认识。所以，首先我要问的是，自从复杂性、复杂网与社会网研究被引进管理学，有什么新的启示呢？在管理哲学上，这些科学研究确实带来极大的挑战。 复杂性观点的目的论，有论者称之为“转化性目的论”(Transformative Teleology)，它最大的特色在于，一个系统（不过作者不称其为系统）是通过矛盾力量的相融与平衡达到的。一个组织总是既有稳定的力量又有变化的力量，组织员工既是理性的也追求归属、认同与情感，一群人既会趋同也会发展出差异，他们既愿合作也有冲突。一个系统却因为人际关系的连结，而形成各种复杂网结构型态，会自组织出新的秩序来，从而涌现出创新的结构与制度，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外在环境变化的不同，内部社会网结构型态的不同，以及个体行动与互动方式的不同会共同作用出新的适应环境的方法，因此系统适应环境的演化结果虽不可预知，但过程却能被认知（Stacey, et. al., 2000）。 因为在总体中可以涌现新的性质，所以复杂性观点反对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也就是反对把总体切割成越来越小的微观现象，靠研究清楚个体的性质、心理、行为，再加总个体成为总体。换言之，它着眼于整体系统（holistic system），反对个体的加总就是总体。 在系统远离现今的平衡而稳定的状态时，一群行动者的行为与他们之间的社会网结构的些微变化，会引发崭新总体性质的产生（Granovetter, 1978），系统因此产生新的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种由下而上发生变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过程，而此一过程深受行动者社会网结构的影响，所以在此观点下，除了行动者的性质、动机、行为需要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关系网结构进行的研究。 行动者自组织起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进而促成整个系统的变化，所以系统是外在环境变化的函数，系统无法被事先设计，也不像自然神论者的目的论（Granovetter, 1985）所指出的，系统会走一个预设的路径，达到一个固定的、最终的状态。 所以系统如史特西（Stacey, et. al., 2000）所言本身也是矛盾的，它既不可被预知也不可被设计，但随着外在环境变化与内在自组织过程，它是可以被分析，被理解，进而被管理的。 这样的管理哲学可以用在组织管理上，也同样可以用在社会管理上。在社会管理上，社会网学派相信永恒不断的演化，而不相信终极目的。 西方有一个天国来临的思想传统，但不幸的是人总想僭越神的权柄，在人间也建立天堂，早从“上帝都城”到“乌托邦”，近到西方社会世俗化后，总有层出不穷的“xx主义的天堂”，最新的一个“流行”则是美国极右阵营主张的，美式民主与美式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体制的最终答案。但复杂适应系统的演化哲学反对一切的“大设计”、“大蓝图”，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层意思是指改革面对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挑战，所以进入“攻坚”阶段，这是实情，但是哪一次改革会不碰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那时反抗集团的力道大, 还是现在的利益集团的力道大，倒是一个有趣的、可以讨论的议题。 但如果“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来一次“强渡”，来一次“飞跃”，且己经设定好某某体制，某国范例就是最终目标，我恐怕我们又会从一个意识形态的极端一转而到另一个极端，带来的再次是一场大折腾。 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但他本人却有清楚的认识，这么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是无法事先被设计的（南方周末最近的三月二十九日版还有报导），比如小岗经验、乡镇企业都是自组织的、“涌现”出来的新特质，再上下合力把它推广开来，完善制度。这不是他本人的谦逊，而是深谙复杂适应系统的演化过程的睿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