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改革进入“深水区”了吗?



     近来社会上有一种说法,改革进入了“深水区”,言下之意是我们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了,因为水深,摸不到石头了。对这个说法,我有一些意见。

  意见来自于我们社会网学派对社会管理的基本认识。所以,首先我要问的是,自从复杂性、复杂网与社会网研究被引进管理学,有什么新的启示呢?在管理哲学上,这些科学研究确实带来极大的挑战。

  复杂性观点的目的论,有论者称之为“转化性目的论”(Transformative Teleology),它最大的特色在于,一个系统(不过作者不称其为系统)是通过矛盾力量的相融与平衡达到的。一个组织总是既有稳定的力量又有变化的力量,组织员工既是理性的也追求归属、认同与情感,一群人既会趋同也会发展出差异,他们既愿合作也有冲突。一个系统却因为人际关系的连结,而形成各种复杂网结构型态,会自组织出新的秩序来,从而涌现出创新的结构与制度,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外在环境变化的不同,内部社会网结构型态的不同,以及个体行动与互动方式的不同会共同作用出新的适应环境的方法,因此系统适应环境的演化结果虽不可预知,但过程却能被认知(Stacey, et. al., 2000)。

  因为在总体中可以涌现新的性质,所以复杂性观点反对化约主义(reductionism), 也就是反对把总体切割成越来越小的微观现象,靠研究清楚个体的性质、心理、行为,再加总个体成为总体。换言之,它着眼于整体系统(holistic system),反对个体的加总就是总体。

  在系统远离现今的平衡而稳定的状态时,一群行动者的行为与他们之间的社会网结构的些微变化,会引发崭新总体性质的产生(Granovetter, 1978),系统因此产生新的秩序,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种由下而上发生变化的过程是一个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的过程,而此一过程深受行动者社会网结构的影响,所以在此观点下,除了行动者的性质、动机、行为需要研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关系网结构进行的研究。

  行动者自组织起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进而促成整个系统的变化,所以系统是外在环境变化的函数,系统无法被事先设计,也不像自然神论者的目的论(Granovetter, 1985)所指出的,系统会走一个预设的路径,达到一个固定的、最终的状态。

  所以系统如史特西(Stacey, et. al., 2000)所言本身也是矛盾的,它既不可被预知也不可被设计,但随着外在环境变化与内在自组织过程,它是可以被分析,被理解,进而被管理的。

  这样的管理哲学可以用在组织管理上,也同样可以用在社会管理上。在社会管理上,社会网学派相信永恒不断的演化,而不相信终极目的。

  西方有一个天国来临的思想传统,但不幸的是人总想僭越神的权柄,在人间也建立天堂,早从“上帝都城”到“乌托邦”,近到西方社会世俗化后,总有层出不穷的“xx主义的天堂”,最新的一个“流行”则是美国极右阵营主张的,美式民主与美式资本主义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体制的最终答案。但复杂适应系统的演化哲学反对一切的“大设计”、“大蓝图”,所以摸着石头过河是人类社会的常态。

  改革进入“深水区”的一层意思是指改革面对了强大的利益集团的挑战,所以进入“攻坚”阶段,这是实情,但是哪一次改革会不碰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1978年的改革开放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那时反抗集团的力道大, 还是现在的利益集团的力道大,倒是一个有趣的、可以讨论的议题。

  但如果“改革进入‘深水区’”意味着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要来一次“强渡”,来一次“飞跃”,且己经设定好某某体制,某国范例就是最终目标,我恐怕我们又会从一个意识形态的极端一转而到另一个极端,带来的再次是一场大折腾。

 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 改革进入“深水区”了吗?
  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但他本人却有清楚的认识,这么宏大而复杂的过程是无法事先被设计的(南方周末最近的三月二十九日版还有报导),比如小岗经验、乡镇企业都是自组织的、“涌现”出来的新特质,再上下合力把它推广开来,完善制度。这不是他本人的谦逊,而是深谙复杂适应系统的演化过程的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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