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温州车补近日再被提起并引发争论。今年4月，温州出台新政推行公务车辆改革，因正处级每月交通费补贴3100元等因素，被外界长久议论。 公务用车超标，花费天文数字，人神共愤。为解决此问题，国家可谓煞费苦心。几十年来，制定了大量规章制度，严格控制公车的数量，控制公车的档次。 什么级别的官员只能坐什么级别的车，什么级别的单位只能配备多少辆车，超过了配车标准，该作何处罚，都规定得清清楚楚的。但这些规定基本上无用。用规章制度予以限制、约束、处罚的办法失效后，十多年来，各地不断进行公车货币化改革的探索，期望用给车补的方法，把公仆们的公车消费权给赎回来，减少浪费。
中国治理公车腐败浪费的诸种办法，让我想到国外著名的“庇古税”和“庇古补贴”。 庇古税和庇古补贴，最初是经济学家针对污染开出的药方。对于企业排污，让社会承担污染成本这样的外部性问题，英国经济学家庇古给出了征税的方案。 征税使企业排污的成本增加了，当污染税高到企业从污染排放中无利可图的时候，自然就不会排污了。可以类比说，处罚超标准、超豪华配备公车，也相当于向他们征税一种庇古税。向排污企业征收庇古税被证明是有效的，但为什么对机关单位超豪华、超标准配车实行罚款、没收、处分等等办法就不起作用呢？问题当然在于执行得不彻底，因为监督处理违规机关的更大的机关，同样存在公车超标准、超豪华的腐败浪费问题，因而只有睁一眼闭一眼。 惩罚的办法无用，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没有？与庇古税相反，经济学家又想出了另外一种治理污染的办法：向污染企业进行补贴，赎买它的污染排放权。对于企业来说，有两种选择：要么继续排污，却得不到补贴，要么接受补贴，就不得继续排污。如果拿了补贴还要排污，则取消补贴。当企业从补贴中得到的好处足以补偿从排放污染中得到的好处的时候，企业就不再选择排污，而是选择接受补贴。这个思路，叫做“庇古补贴”。 现在各地探索实行的车补，显然属于经济学上所说的“庇古补贴”：通过给超数量、超豪华、超标准购买使用公车的人提供一笔补贴，补偿他们因停止使用公车的“损失”，以遏制公车浪费。这种车补办法，会有一定的效果：总的来说，发放补贴后，补贴与养车的费用综合，可能也会比补贴之前的养车费用有所降低，纳税人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但是，“庇古补贴”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给污染提供补贴以赎买其排放，意味着企业先天地具有排放污染、加害社会的权利，为了让企业不行使这种排放权利，社会得给他付费，把它这种权利赎回来。但问题是，排放污染，给社会增加成本，这不是一种权利，反之，不向社会排放污染，倒是一种义务。 公车补贴也是这样。超豪华、超数量配备和使用公车，这本身不是一种权利，这种做法浪费纳税人资财，本属违规行为，应该受到查处和制裁；而廉洁地节约地克制地使用公车，尽可能减少公车的浪费，则是机关和官员的义务。既然廉洁、节约、克制地使用公车是一种义务，那么，他们履行义务的时候，凭什么向社会索要补贴呢？ 公车使用者将义务变成权利，向社会索要补贴，而且能够得逞，其原因在于，他们掌握着国家财政资金，有办法用此资金购买超数量、超标准的公车，浪费挥霍。如果你不给予补贴，那么，我可以继续长期地肆意地用财政资金配备购买豪车，挥霍浪费，这相当于绑匪以撕票相威胁勒索赎金。所以说，车补本质上是一种赎金。 面临撕票的威胁，人们不得不缴纳赎金，那是因为，在绑架者的勒索面前，被勒索者没有任何其他可以选择的余地，只有被迫接受这种强加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勒索者有权利得到这种赎金。面对公车车补，中国老百姓也必须接受这种强加的条件吗？ 理论上说，政府是受托管理财政资金，受托为社会提供服务的，政府官员是被人们选举，为人们服务的。如果政府机关和官员浪费财政资金，超豪华、超数量配车，人民就应该取消他们的特权，甚至撤销对他们的任命，给予严厉制裁，而不是被迫满足他们的要求，给予高额补贴。 但是，现实情况显示，对于他们的要求，人民除了同意，确实没有拒绝的选择。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最严重的问题所在：政府机关和官员，不受人民的监督和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