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与共 电视剧 患难是心灵资产



     1944年生于北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与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共同主编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著作有《我看美国精神》、《走出白色恐怖》、《文学经典的挑战》、《游学集》、《文学的声音》、《耶鲁·性别与文化》、《古典与现代的女性阐释》、《耶鲁潜学集》、《亲历耶鲁》等。

  回忆“白色恐怖”,孙康宜说叶嘉莹是她的好朋友:“叶嘉莹的研究从中文开始,再到英文,我很佩服她。我自己却是从英文开始,再到中文。从学英文再来读中文,好像比较容易,而且每天都有惊喜,就像发现金银岛一样。”

  北大停发薪水

  孙康宜的父亲孙保罗,原名孙裕光,天津人,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孙康宜的母亲陈玉真是台湾人,也到日本念书。这一对中国青年在东京相遇相爱。后来两人想要结婚,但是当时中日两国还是敌国,陈玉真才21岁,一个人先从日本坐船到了韩国,再到东北,又从东北坐火车到了天津。孙裕光和陈玉真终于在天津结婚。1943年,孙裕光到北京大学当讲师。1944 年,孙康宜就在北平出生,住在北新华街,以前的中央电影院对面。孙家和张我军家很有关系,张我军是张光直的父亲,与孙裕光是好朋友。张家每次到中央电影院看电影,就先来孙家聊天吃饭。

  抗战胜利后,时局急剧变化。孙康宜回忆:“1946 年,我两岁时,北平已经开始通货膨胀,现在很少人谈到这件事,但是我父母跟我说,那个年头的北平经常有人冻死在街头上。那一代的年轻人都非常辛苦,对当时的国民党很失望,但那时候还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北大已经停发薪水,我们一家人基本上就很难生活,所以我父亲就跟我母亲商量:怎么办?因为我母亲是台湾人,就建议干脆到台湾去工作,我们全家就这样去了台湾,那是1946年。”

  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孙康宜说:“虽然台湾人通常都知道‘二·二八事变’,但是真正把亲身经验讲出来的却不多,都只是说:‘我是受难者,有一天发现自己父亲的尸体在桥下’,并没有讲其中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我父亲告诉我的一些亲身经历写出来。‘二·二八事变’发生在1947年,那时我才3岁,但是我自己居然还记得几个情景,我想是因为小孩子受到非常厉害的惊吓之后,一些深刻的情景自然就像影片一样,常常在自己的脑里旋转。我后来问我父母:为什么那时他们常常从楼上紧急地跑到楼下的地下室,而且两个人跑的时候都不同?原来是这样:当外省人要杀台湾人的时候,我母亲就赶快到地下室躲起来,当台湾人要杀外省人的时候,我父亲也就逃往地下室。特别令人心痛的是:台湾受难者很多,外省人受害的也不少。其实并不是大家打来打去,而是经常互相保护,但可惜后来官方却把双方的冲突弄得不可收拾。”

  忘掉京片子说闽南语

  灾难还是降临到了孙家。孙康宜说:“我父亲非常同情受压迫的人,他们通常是台湾人。后来我父亲坐牢10年,主要是受人连累。那时候留日是一个禁忌,台湾光复以后,日本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对国民政府来说,日本留学生都很可疑。我的大舅陈本江(陈大川)曾留学日本,他被称为‘鹿窟事件’的领袖,另一个领袖是吕赫若,是当时‘台湾第一才子’,人很聪明,写小说非常地道。对他们来讲,那一代的台湾年轻人没有出路,他们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日本人,所以他们就变成左派。‘鹿窟事件’后来被说成了台湾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其实我很能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路可走,觉得台湾没有希望。我的大舅和吕赫若经常在一起活动,蒋介石的政府迁到台湾才三个礼拜,就要抓他们,还压迫所有的亲戚朋友,要我父亲说他们在哪儿,我父亲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最后就给保密局的人抓去了。据说我父亲是那一群人里少数的生还者之一。从1950年1月到1960年1月,整整10年在监狱里。”

  父亲入狱后,孙康宜觉得整个世界都变了。原来她的第一母语是京片子,可是跟着母亲逃到林园乡下,几个星期之间,几乎就把京片子忘了,只会说闽南语。

  孙康宜在困苦中自强读书。她回忆:“我当时很痛苦。但可能因为从小遇到这种灾难,就比较独立,而且很小就学会受苦,后来觉得再苦也没有什么。其实在读书方面,我反而是受到优待,因为我很会读书,虽然我父亲坐牢,我居然拿到‘中山奖学金’,后来还获得‘陈果夫奖学金’。但我尽量保持沉默,绝不提我父亲,所以很少同学知道我父亲入狱的事,等到多年后我出版了《走出白色恐怖》,他们看到这本书,感到很惊奇。”

  何时走出仇恨的情绪?

 患难与共 电视剧 患难是心灵资产
  孙康宜在《走出白色恐怖》的序中说:“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

  《走出白色恐怖》惊心动魄的篇章,不禁让人产生时空变幻的错觉,在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中,这样的故事从来就并不孤独。更为可惊的是《虎口余生记》一篇,当时孙康宜的父亲早已离开监狱,而孙康宜姐弟三人也早在美国生活,为了申请父母从台湾到美国,竟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最后几乎功亏一篑。孙康宜甚至写了一封致蒋经国的信,请住在蒋经国家对面的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代为转交。信是转成了,孙康宜的父亲在1977年9月8日收到出境管理局寄来的出境证及其他附件,然而,有关证件早已过期。在近乎绝望之下,孙康宜的先生张钦次亲自从美国飞到中国台湾弄清楚情况,居然发现:“几个月来许可证之所以出了问题,乃是因为某一个办事人把父亲的档案一直压在最底下的缘故。”柳暗花明又一村,父母的证件顺利办成。孙康宜写道:“这次的经验告诉我:在我们的制度里,上面的高官领导似乎都很仁慈而通人情,但底下的官僚却时常不合作,甚至狐假虎威,徒增老百姓的痛苦和重担,于是本来一件好事时常会变成坏事。同时又想到,多年来那一连串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查户口’、监视、翻箱倒柜等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全是上头领导的指示,事实上他们也不一定会知道这些详情。但可惜的是,许多中下层的官僚却习惯了威胁诈取,不以服务为己任,我想那一定是几千年来官僚制度所流传下来的恶习所致。何时才能使人普遍地变得博爱而宽容呢?何时才能走出仇恨的情绪呢?”

  飞出天罗与地网

  1978年2月3日,孙康宜的父母终于飞抵美国大陆。孙父后有诗云:“二月初三怎能忘,飞出天罗与地网。”

  父亲入狱了,一个几岁大的女孩子会如何面对生活呢?孙康宜的答案是:“那时候我只对外国东西有兴趣,我想是这样:因为受到政治迫害,我的目标是要离开这块土地。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学英文和法文。”她自我剖析:“如果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使我很早就走进了西洋文学的领域里。因为我六岁不到,父亲就被抓走,小小年纪当然也不敢和别人随便提起这事。我母亲反复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人谈论我爸,因为如果谈到我父亲坐牢,我们可能会遇到灾难。总之,我从小就知道,谈论就是一种罪过。对我个人来说,语言就是文化认同。在生命第一个阶段里,我的母语失落了,在仅仅几个月里把京片子全忘了。在第二个阶段里,我又把闽南语忘掉了很多。第三个阶段才是现在的双语阶段,但我自己并不觉得那是母语。但无论如何,一些有关自我认定的问题,我居然完全表现在语言里了。”

  高中毕业后,孙康宜成绩优秀,以保送的方式进入东海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孙康宜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赴美后,孙康宜后来拿了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 Malcolm G. Chace ’56 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1979年6月20日,孙康宜由纽约登机,飞往香港,再由香港乘火车抵广州,开始在祖国的寻根之旅。当孙康宜在叔叔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起父亲在台湾坐牢10年的经历后,叔叔觉得如晴天霹雳,口中直说:“不可能的……这些年来,我几次被批成‘右派分子’,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加上我的名字屡次上了‘大字报’,那都是因为我的台湾关系。啊,怎么会是这样呢?真没想到!”当年逼迫者不断对他说,他的大哥在台湾当高官,并且“曾为蒋介石开过飞机”。

  

爱华网本文地址 » http://www.413yy.cn/a/9101032201/59954.html

更多阅读

音乐是心灵的终极慰藉 心灵上的慰藉

文字---网络音乐是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一个人独享音乐听的是心曲走的是心路音乐是心灵的终极慰藉好的音乐是可以感受的哲学 是心灵共同的宗教音乐是上帝给予人类一切苦难的补偿

电视剧《民工》观后 电视剧我是农民工

电视剧《民工》观后希夷V30文/配图最近一段,我几乎花掉了所有闲暇时间,把电视连续剧《民工》坚持看到了19集。说实话,我并不认为故事的脚本写得怎么好,也并不感冒张纪中的导演手法,尽管

电视剧《国歌》京津杀青 电视剧杀青是什么意思

终于有时间来打理下我的博客了,在过去的30多天里,我忙的连自己的一点点私人时间都没有,不用多说,肯定是在拍戏拉!电话还是像往常一样响个不停,脑子里和笔记本里记的事一大堆,忽然觉得自己活的像超人一样,24小时或者36小时不睡觉的事情时有发

《梦想是心灵的呐喊》读后感 心灵呐喊

《梦想是心灵的呐喊》读后感投稿时间:2013-11-18 发布时间:2013-11-18  来源:河北高速网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时候,梦想只是一种欲望,希望得到心仪已久的东西;有时候,梦想会是一种责任,希望可以凭自己的力量让家人过得更好更幸

声明:《患难与共 电视剧 患难是心灵资产》为网友若隐若现分享!如侵犯到您的合法权益请联系我们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