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客观认识当下我国经济，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尽管今年以来，事实层面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频频祭出，但短期内整体经济仍未有任何好转迹象—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我国GDP为22.7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7.8%，二季度GDP增速更是仅为7.6%，为3年以来首次低于8%以下的季度增速。除此之外，近期发布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全社会用电量增速、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以及实际使用外资额度等更为具象的经济指标，均明白无误地显示我国经济仍在持续下行探底。 面对此令人忧心之局面，决策层正进行多区域调研，以便掌握实情、对症下药、慰勉鼓励—在7月4-6日调研江苏、上海经济运行情况之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随即于7月13-15日对四川展开经济调研、并在河南、湖南、广西、四川、陕西五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上表示：“当前经济还没有形成稳定回升态势，经济困难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亦于13-14日对湖北展开考察，在经济座谈会上，李克强更是明确指出：“结构调整中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抓改革结合起来，可以增强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可持续性。” 分析决策层调研座谈的讲话重点，温家宝总理对当下经济进行了客观评估，指出“稳增长”之艰巨性，李克强副总理则对“稳增长”的逻辑前提进行了简要辨析，明确“稳增长”之系统性。 在经济持续下行探底之下，短期“稳增长”固然重要，由此既可以提振实体经济的信心，又可以为结构性深化改革提供缓冲期。但是，之于中长期而言，“稳增长”仅能作为手段、而不能作为目的存在—这是因为，以何种逻辑链生成“稳增长”，不仅事关“稳增长”最终之达成，更事关“稳增长”之边际效用。 无论是依凭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还是2009年“保增长”为鉴，当下正在持续施行的“稳增长”（2012年）之既定基调，均说明积极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刺激不可过度依赖—而应对此适度运用的同时，“把稳增长与调结构、抓改革结合起来”，以调结构创造市场需求、并确保“稳增长”之长效，以“抓改革”激活我国经济的内生活力、并确保“调结构”之达成。 不可否认，在上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刺激之后，为缓冲其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加剧以及经济运行效率降低等负面效应，自2010年下半年至今，我国全面加大了“调结构”的力度，这不仅表现在对房地产业的持续调控，还表现在淘汰落后产能、推进产业创新层面，更表现在持续一年半的货币政策紧缩和相对收敛的政策性主导投资。但是，对以上进行系统评判，我们会发现，上述诸多“调结构”之举措，一是来得相对迟缓，早于1998年即已明确的“调结构”，几经蹒跚蹉跎，并未取得根本性的好转；二是未能有效贯彻，回顾当下经济现状之种种，在巨大的经济下行探底压力之下，不仅货币政策已然从既定之稳健变为实质之宽松，而且一度抑制的火电项目和钢铁项目亦已大幅放宽，持续3年之久的房地产调控亦有难以为继之虞。 为何“保增长”的周期效用越保越短？从上世纪80年代末的10年左右、缩短为2000年后的5-6年、再缩短至2008-2010年的3年，这是因为伴随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其增量改革的空间已经持续收窄，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要素成本的大幅提高，更已将单纯“保增长”的边际效应大幅降低。正因为此，自1998年起“调结构”即成为我国经济历年主基调之一，决策层试图通过“调结构”打破“保增长”成本收益比持续下滑之魔咒，并以此扭转我国过于依赖投资拉动和低附加值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将我国经济带入可持续发展之轨道。可如此重要且被决策层寄予厚望的“调结构”，为何蹉跎至今成效仍然不显、甚至部分产业的结构调整屡屡中道夭折呢？这不仅因为“调结构”在经济处于下行期之下，因短期“保增长”的巨大压力而被放松、或被中断，更因为缺失“抓改革”体制层面之同步保障，“调结构”在相关利益群体的巨大阻力之下，注定会难以有效持续和贯彻落实。 基于此，我们已然得知，“保增长”如欲取得长效可持续之功，则必须依循以下逻辑链展开：“稳增长”须以“调结构”为依凭，而“调结构”则须以“抓改革”为依存。亦即是说，“调结构”仅是“稳增长”之必要条件，而“抓改革”才是“稳增长”之充分条件。
之于当下而言，面对持续下行探底之经济困境，我们切不可重走为“保增长”而过度刺激的老路，而应通过持续不懈地“调结构”理顺我国经济错位格局、并创造新的市场需求，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全面启动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通过“抓改革”为“调结构”、进而为“保增长”提供根本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