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只有从核电的恐怖和侮辱中摆脱出来，人们才能自由地生存下去。而现在，我们生活在侮辱之中，我们不能让政府得逞，我们也确实可以阻止他们。”7月16日，烈日当头，在日本东京的代代木公园，被包围在人海之中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手持话筒，情绪激昂。 这是他与音乐家坂本龙一等人发起的“再见核电站10万人集会”，吸引了逾17万日本民众到场。几天前，在此起彼伏的抗议声中，日本重启了位于福井县的大饭核电站三号机组，而四号机组或将于本月18日再次运行。 不仅如此，7月3日，中国行业研究网上一份题为“2012年全球各国核电建设态度分析”的报告指出，面对巨大的节能减排压力与刚性能源需求，许多国家对核电建设及核能开发依旧热情不减，其中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等。 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测认为，目前，全球有60多个国家计划发展核电，其中包括30个无核国家。而未来20年，全世界的核能发电量将会提高一倍。 “逆势而行”的似乎只有德国、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它们孤独地走上了弃核之路，坚定地回绝，“核能？哦，不，谢谢！” 这其中又以德国的姿态和行为最受世界瞩目。过去40年里，这个国家的各级政府，自下而上，无不致力于调整政策，追求一种对环境无害的经济增长方式。而2012年，德国政府还将投入330亿-400亿欧元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并逐渐减少对核电的依赖。
当日本民众的反核意愿愈发强烈，德国所走的道路或许值得所有谋求核电发展的政府思考，是否还有另一种选择呢？ 新能源产业突飞猛进 德国并非以阳光、海滩著称。然而，在太阳能产业，它是不折不扣的领跑者。 7月17日，德国太阳能产业协会披露，今年上半年，德国已拥有光伏发电系统120万个，发电总量达147亿千瓦时，同比增加50%，覆盖了840万家庭的用电需求。同时，德国太阳能发电量在供电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达到4.5%，高于去年全年的3%，创下历史纪录。 事实上，近十年来，德国的蜕变令人咋舌。资料显示，早在1999年，德国的能源供给中，可再生能源仅占1.8%，2000年时上升为3.1%。是年，《可再生能源法》出台。此后，上述数字开始“节节攀高”，从2003年的3.5%跃至2006年的5.5%，2007年达到7.2%。 与此同时，德国的供电结构中，新能源发电的占比也愈来愈高，从2000年的6%上涨至2006年的11.7%，再达到2009年的14%。而今，默克尔政府又制定了雄心勃勃的计划，到2020年，实现35%的供电来自可再生能源的目标，而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扩容至80%。 多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学者认为，未来，新能源产业或将与汽车工业、机械制造业一样，成为德国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据欧洲最大的战略咨询公司罗兰贝格预测，2030年，德国新能源产业将吸收就业71万，与彼时汽车制造业的员工人数相当。 “德国并非服务导向型的经济体，而是一个依靠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家，比如，它的支柱产业就包括汽车制造、重型机械、电企设备、化工工程等等。”德国作家保罗·霍克诺斯认为，这种经济结构促使德国迫切地希望寻求比核电、火电更安全、更清洁的能源。 而敲开新能源大门最重要的“砖头”之一莫过于资金。比如，2005年，德国政府批准了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等领域总共102个研究项目，涉及金额9800万欧元。而2000-2005年，复兴信贷银行为德国不少太阳能项目提供投资信贷以及其他优惠贷款，累计放款额度达到7.41亿欧元。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德国在新能源领域的投入已超过18.4亿欧元。“2012年，默克尔政府还将斥资300亿欧元修建发电站以及扩建输电网，同时，投入330亿—400亿欧元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中投顾问新能源行业研究员沈宏文告诉时代周报。 变“绿”的秘诀 撇开资金实力，德国在绿色经济领域的成绩还依赖简单、有效的政策。2011年10月，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助理教授拉尔夫·比埃勒等人发表的一篇报告对此作了详细梳理，并罗列了四点经验。 其一，能源税收改革。 1999年，德国启动生态税改革。随后的4年里，汽油、柴油先后5次加征税收每年3欧分/升，而电价亦经历了5度加税，每度电累计加征2欧分。而为保持制造业、农业及林业的竞争力，并保障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德国政府还出台了配套的减税免税政策。 尽管此项改革出台时一度招致不小的反对，但由于加税幅度不大，政策得以延续。而好消息慢慢传来，能源税收改革发挥了积极的宏观调控的作用。2000-2002年，德国的汽油消耗逐年缩减4.5%、3%和3.1%，而截至2004年，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3%。 与此同时，德国政府将90%的生态税所得收入用于社会保障支出，2003年，186亿欧元生态税收入中，近161亿欧元用于补充企业和个人的养老金，而这又鼓励德国企业创造了近25万个工作岗位。此外，剩余资金还被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其二，出台可再生能源法。 该法律于2000年颁布，2004年、2009年两度修订。根据规定，德国的电网运营商必须以法定的固定费率，收购可再生能源供应商的电力。由于新能源入网电价几倍于常规电价，供应商的投资积极性因而受到激发。 与此同时，供电商还将根据所有入网的可再生能源及传统能源的成本状况，厘定电价。如此一来，尽管新能源发电的成本高于传统能源，但上述法律为两者提供了同样的机会，而由于新能源还能享受其他优惠，其发展风险得以大大降低。 而在两度修法中，德国政府规定并加大了新能源入网电价逐年递减的幅度，从而督促光伏等行业进行科技创新，降低发电成本。 其三，鼓励发展“绿色”基础设施。 所谓“绿色”基础设施，意指绿化屋顶、墙体，修筑透水的路面，等等。 早在1982年，德国就开始规定，新建或改建项目申报设计规划时必须同时提交屋顶设计，否则不予受理。而长期以来，不少德国地方政府也通过经济杠杆鼓励民众绿化屋顶，譬如，绿色屋顶的面积若超过500平方米，那么，政府给予的补贴将超过修建成本。 德国历年来的研究认为，绿化屋顶在减少城市热岛效应、积蓄雨水等方面作用显著，而且，只需几年，绿色屋顶帮助业主节约的能源成本就能抵上它的建设成本。 目前，德国政府要求新建小区配备雨水利用设施，否则将征收雨水排放设施费和雨水排放费，该费用根据每家每户雨水积蓄的功能而定，该能力越差，收费越高，从而督促业主对自己的房屋进行“绿色”修缮。 其四，推行可持续的交通发展。 德国在交通“转型”上的经验“完美”地体现在著名旅游小城弗莱堡身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那里就告别了“拥堵”，尽管人口众多、经济发达，但来自交通的碳排放逐年减少。 其中的“窍门”包括：将交通与土地规划紧密结合。例如，截至2006年，2/3的弗莱堡居民在距离轨道交通1/4英里的范围内工作；扩大并改善公共交通服务。目前，弗莱堡的公交车月票为60美元，可无限次乘坐。由于便宜、方便，90%的公交乘客持有月票，长期乘坐，旺盛的需求使得当地公交“收入较好”，从而减轻了公共财政的负担；限制汽车的使用。弗莱堡当地不限制购车，但限制用车。比如，住宅小区内的车位只供业主付费使用，而且，市中心的停车场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改建为人行道，故而，汽车只能停于市郊，而市内几乎是“无车生活”。 既然德国已在发展“绿色”经济上先行一步，那么，中国能否采用同样的模式？ “德国在新能源方面的发展受益于各方面的扶持政策，诸多宝贵经验值得学习，比如，政府大力倡导，财政资金扶持，法律法规立法保障等。但同时，德国电网的铺设滞后于新能源项目，在这一点上，我国应该吸取教训。”沈宏文说。 而北京大学新能源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天舒告诉时代周报，德国的成功，一方面源自政策法规制定与执行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与民众的支持密切相关。“强而有力的执行部门以及程序简单却有效的政策法律都是可以借鉴的地方。” 不过，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认为，中国可以引进德国的新能源技术，但整套绿色经济政策意味着巨大的发展成本，很难效仿。 “打个简单的比方。我们是否愿意涨电价？不愿意！所以，我们的选择已限定为既便宜又清洁的能源，那么，只能是核电。而德国民众不同，他们的收入更多，在环境质量上的支付意愿和能力更强，因而，他们的选择也就更多。而我们，没有选择，故而，中国重启核电也在所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