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为63795亿元，增长12.2％，是2002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3倍之多。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大形势下，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再次引起公众的强烈关注。实际上，与2010年21.3%的财政收入增长率、2011年24.8%的财政收入增长率相比，今年上半年的财政收入增长情况并不乐观。在当前结构性减税、财政收入增速大幅放缓形势下，对于财政收入增长问题仍招致各种争论甚至是批评。争论背后归纳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我国的宏观税负是否过高，当前是否处于国富民穷状态。如何客观评判当前财政政策，仍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实际上，以往对财政收入增长率是GDP增长率数倍之多的理解存在一定偏差。通常，财政收入以现价计算，而GDP以不变价计算，不加区分将导致无形中夸大了二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以最近3年为例，按照现价计算，2009年-2011年GDP增长率分别为8.56%、17.7%、17.5%，同期财政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1.7%、21.3%、24.8%，总体上财政收入增长率仅高于GDP3-7个百分点。同样，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2.7万亿元，按现价计算上半年GDP增长率为11.1%，与财政收入12.2%的增长率相差并不大。财政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非常强的正关联，但绝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从动态跨期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税基、政策变化等多个因素相关，甚至与财政支出也存在关联。故此，不能简单地看财政收入的“流入”，更应分析其背后的结构性、关联性因素。 宏观税负水平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充满争议的话题，不仅涉及到财政收入的统计口径问题，还涉及参照的标准问题。按照国际惯例,通常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财政收入规模的大小或宏观税负水平。目前，各国宏观税负差别很大，世界平均水平在30%-35%，发达国家普遍在40%左右。按窄口径匡算，我国近3年税负水平在20%-22%之间。按国际可比口径算，即考虑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后，我国2010年宏观税负为26.4%，比世界平均水平低6.8个百分点，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即使将口径再放大，将全部土地出让收入考虑在内，我国宏观税负也与世界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宏观税负并不算高，或基本在合理范围之内。 回顾过去30多年的财政收入占GDP的趋势，财政收入占GDP比例从1978年31%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10%的水平，又回升到近些年的20%的水平。纵向看，除了预算外资金纳入公共预算以及征管等多个正向财政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外，税收增长太快确有挤占企业、个人收益的效应。近些年尽管进行结构性减税，但是，部分行业、企业的税负水平依然处于上升或较高的水平。在劳动者收入过低、贫富悬殊过大的现实情况下，初次及二次分配的确需要进一步探讨。我国宏观税负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但并不是说财政收入越高越好，也绝非越低越好，关键是合理的税负、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良性互动。 目前对财政收入增速过高的批评实际上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落差”和“体验”，如在“三公”消费、社会福利偏低或收入增长缓慢等方面抱怨，我国的社会福利总体处于低水平的广泛覆盖。大多数年份，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民生支出还不到财政收入支出的9%，而美国财政的教育和医疗投入一直维持在财政支出的30%以上。 不可否认，我国人均财力水平和可统筹用于民生的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明显偏低。我国人均财政收入仅高于非洲国家，发达经济体普遍在1万美元以上，是我国的10倍以上。这也决定了我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能稳定提高民生投入，不可能走西方式高福利之路，并且，西方的主权债权危机也同样显示高福利的不可持续性。 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以及优化财政收入结构是当前背景下的关键改革措施。财政政策应着力于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惠及民生为导向。当前，应推行“阳光财政”，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财政资金的精细化和科学性管理。同时，应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并引导居民消费。此外，应严格厘清与市场的边界，优化公共投资结构，推动经济结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