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经济将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如何应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带来的挑战，已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难以持续 1978～201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特别是2002年以来更是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多见，故被一些人誉为“中国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驱动力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二是要素投入的增加，特别是大规模投资的推动。这种持续高速增长依赖于一系列重要的条件：改革前存在大量被压抑的生产力、制度变革的强力推动、很高的潜在增长率、分享国际分工效益的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政府驱动等。然而，随着这些条件的变化，中国经济将由“持续高速增长阶段”逐步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国经济即将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预测，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有很大可能在“十二五”期间放缓，在“十三五”时期明显下一个台阶（与过去高速增长期相比降低30%左右，则GDP增长率降低约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未来一二十年将很可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其原因有：一则随着美国反思经济危机，开始调整“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的消费模式，中国外需（出口）有一部分永久地消失了；二则内需的扩大受制于一些深层次的制度变革，只能在未来较长时期内逐步释放；三则三五年之后东部乃至部分中部地区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将逐步饱和，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高增长的空间相对缩小；四则随着可开发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上涨空间不如以前以及农民的土地权益将得到更多保障，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财政”拉动经济高增长的能力受到限制；五则资源短缺和环境压力加大形成了对经济高增长的制约；六则三大红利趋于减少，“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和“刘易斯拐点”的提前到来而减少，“市场化红利”随着改革逐步进入到以公平改革为主阶段而相对减少，“国际化红利”随着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后面临越来越险恶的国际环境而减少。总之，经济潜在增长率趋于下降，迫使中国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中速增长阶段”将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黄金时期 十多年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缺乏转变的内在动力和压力。随着“中速增长阶段”的到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面临强大的压力和动力：首先，“中速增长阶段”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将推进改革的深入，而改革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其次，“中速增长阶段”将不得不从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中寻找新的出路，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技术进步和创新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再次，“中速增长阶段”产生的社会矛盾将成为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压力，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四，“中速增长阶段”到来为资源环境带来难得的喘息机会，有利于建设“两型社会”，而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同时，“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地方政府从巨大的GDP增长竞赛压力中部分解脱出来，使之更多地从事社会管理，这也将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中速增长阶段”将迎来一系列挑战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速增长阶段”到来将迎来一系列挑战。原因在于，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对经济高速增长已形成了很大依赖：政府的收入增长和经济职能的履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企业的外延式扩张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金融机构的粗放运行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民众的就业和社会的稳定依赖于经济高速增长。一旦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持续的明显下降，将很可能引发一系列问题，带来一系列挑战：中小企业开始亏损甚至破产，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盈利能力下降；新增就业岗位减少，社会稳定受到威胁；政府财政收入和土地收入减少，债务负担增加；银行等金融机构坏账上升，金融风险增加等。也要看到，这些问题和挑战并非是持续不变的，随着中国社会逐步适应“中速增长阶段”，其中部分问题和挑战将逐步得到缓解或化解。 积极应对“中速增长阶段”到来的挑战 “中速增长阶段”到来是一种趋势性的现象，抱怨和视而不见都不是可取的态度，逆势而上将付出沉重的代价，顺势而为、积极应对方为上策。为此，有必要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适时调整多年来形成的“增长至上”的赶超发展思想，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要过多提倡“超常规发展”、“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等。 二是坚决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尽快将工作重心转到“转方式”和“调结构”上来，扩大内需，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努力培育可持续的竞争力，实现由“粗放增长”向“优质发展”的转变。 三是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进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内的全方位改革，继续以改革总揽全局，优化权力配置，保障和维护民权，特别是要推进“教育平权”，实现机会均等，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四是下决心调整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关系，降低企业和民众税费负担，降低经济建设支出和政府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支出比重，加大对落后地区转移支付和低收入阶层补贴的力度。 五是下决心全力推进垄断行业的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继续深入推进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鼓励民众创业，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努力降温“央企或国企热”、“房地产热”和“投机热”等。 六是加快主体转型，提高各种主体对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承受力，政府加快从“经济增长主导型政府”向“公共服务主导型政府”的转型，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企业”向“质量效益型企业”的转型，社会加快由“哑铃型社会”向“中产主导型公民社会”的转型。 七是尽快建立风险预警、监测和防范体系，提前防范经济和社会风险，适应信息社会的需要，以“疏”代“堵”，及时化解各种矛盾和问题。 八是继续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稳定，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协作和全球经济治理，使矛盾和问题在更大的舞台上回旋和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