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这一术语只是更多地跟私有企业关联在一起。许多人通常都会认为彼得德鲁克的著述只涉及商业管理领域，其唯一的读者是企业主管而已。事实上，德鲁克的使命远比这要宏大，其所研究的主题包括了人类本性、善与恶以及存在的实际意义等重大问题。人们通常会忽视德鲁克著述中的哲学、神学以及道德成分，尽管事实上德鲁克自己经常会提醒大家注意这些内容的存在：管理的环境和目的都是组织机构，组织机构是由人组成的社区，因为工作的纽带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纽带是家庭纽带以外最强大的纽带。也恰恰因为管理的对象是基于工作纽带、拥有共同目标而连结在一起的由人组成的社区，因此管理总是避免不了处理人性问题，也正如所有有过实践经验的人所认识到的那样，管理还需要处理善与恶的问题。我在做管理咨询师的过程中所学到的神学内容比我讲宗教课时还要多。因为人是管理学永恒的主题，所以德鲁克主张，管理实践必须致力于创造和维系健康的组织，使人能够在其中找到存在的意义。也因为管理是与人打交道的，因此德鲁克认为管理者必须不仅能够解决有关效率和利润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能够解决道德、精神、情感健康和尊严之类更宏大、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德鲁克之所以产生管理应该以人为中心这一观点，部分原因是他的个人背景。1909年德鲁克出生于一个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阿道夫是一名政府官员，也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母亲卡罗琳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同时还研习过医学。德鲁克家中的常客包括作曲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诗人以及其他知识分子。18岁时，德鲁克来到汉堡，后来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国际法，同时还兼做证券分析师。1929年，他成为《法兰克福纪事报》旗下的一名金融记者，后来成为负责政治外交和经济新闻的编辑。1933年纳粹上台后，德鲁克前往伦敦，担任一家银行的经济师。后来，他担任过几家英国报纸的驻外记者，1937年移民美国，开始了后来获得极大成功的写作生涯。1939年，德鲁克出版了《经济人的末日》，在该书中，他试图向人们解释纳粹极权统治（以及斯大林俄国）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德鲁克认为，极权主义之所以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无法实现各自做出的有关经济平等的承诺。德鲁克描述过这样一种情形：在其中，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意识形态能够给人们提供经济平等和自由的能力充满了信心。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表明，被德鲁克称为“世俗信条”的这两个意识形态，哪一个也解决不了当时德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经济人”这一理念，即通过物质繁荣（资本主义）或者是经济平等（马克思主义）的承诺来定义人的价值，如今已经没有意义了。结果，“在万般绝望中，民众去求助那个信誓旦旦地承诺化不可能为可能的魔术师。”当理性系统无法奏效时，非理性承诺开始给人们带来一线存在尚有意义的希望。因此，欧洲拥抱了一个新的对于专制的信仰：德国的希特勒、俄国的斯大林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都在实行专制。“经济人”被“英雄人”取而代之了；这一新“人”的主要特征是“他时刻准备着牺牲自我，约束自我，克制自我，坚持‘内在平等’——所有这一切都独立于他自己的经济地位。”德鲁克总结说，要避免诸如极权主义这种非理性的解决方案，唯一的一个办法是创造一个基于自由和平等，但又不完全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自由和平等的有效运转的社会：在由经济人所组成的社会的残骸中，最终将会崛起一个新的社会，这一社会将会再一次努力实现人们的自由和平等。尽管我们尚不知道在未来的秩序中，哪一领域将会成为社会构成的基础，但是我们知道肯定不是经济领域，因为以该领域作为基础已经不再有效了。这意味着新的秩序最终能够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因为，如果欧洲每一个团体都在基督教德行基础上追求平等和自由目标的实现的话，那么它也会致力于在构成社会基础的领域里实现平等和自由的目标。自由和平等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而只能在那个领域被承诺...... 经济平等同样会变成可能，只要这种平等不再具有绝对重要的社会意义，只要一个新领域里的自由和平等将在一个新秩序中得到承诺。尽管德鲁克描述了仅仅从经济角度来定义人的存在所带来的种种局限，但是他尚未识别能够带来自由和平等的新“领域”。逐渐地，德鲁克开始将现代工业组织视为个人意义和社会地位的潜在来源。在1942年出版的《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以及后来的著作《公司的概念》（1946）和《新社会》（1950）中，德鲁克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在现代工业公司里就业能够给人提供社会地位和意义，这种地位和意义不是简单地基于经济价值。现代公司能够给人们提供社区感和公民心态，同时还能给个人提供自尊和来自他人的尊敬。他意识到，围绕着流水线打转转的密集型生产工作场所对于员工来说是一个非人化的环境。正如电影《摩登时代》中查理卓别林所扮演的工厂工人所表现出的那样，产业工人只不过是“完全标准化的、可以彼此交换的、失了社会地位的最低级别的劳动力，既无职能也无个性。”这样看待劳动力显然无法使得一个社会有效运转起来：一个社会，除非它能够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合适职能，除非其决定性的社会权力是一种合法的权力，否则是无法真正有效地运转起来。前一个条件搭建起了社会生活的基本框架，即社会的存在目的和意义。后一个条件影响着该框架内的空间，使得整个社会能够稳固下来，并且产生各类组织机构。如果一个社会不能赋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职能，那么它就谈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社会，而仅仅是一群具有社会性的原子，漫无目的、毫无目标地在空中乱飞。更进一步，除非权力是合法的，否则的话就不存在任何社会性组织；所存在的不过是一个社会真空，只是靠一种奴性或惰性而勉强维系在一起。在《工业人的未来》一书中，德鲁克提出了一项根本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其他众多著述：现代公司是具有代表性的社会组织，对现代公司的管理是一股“工业制度中有决定性和代表性的力量。”与此同时，为了发展出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的典范，他还提出了两个需要加以回答的根本性问题：在这样一个社会组织中，个人究竟如何才能找到非经济性的地位和职能？究竟是什么力量使现代工业组织的权力得以合法化？在德鲁克看来，能够取代极权主义或者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方法就是建立一个健康的工业社会，而在1942年唯一一个有条件建立这样一个社会的国家就是美国。
在《公司的概念》一书中，德鲁克深入地分析了通用汽车公司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并为其早期著述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提供了一些答案。他开始具体地分析了工业组织如何给个人提供非经济性的意义以及管理权如何在美国社会获得合法地位。尽管该书有一整部分聚焦通用汽车的内部运营和架构，但是其他两个部分则重点分析了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联。在这里和《新社会》一书中，德鲁克认为，所有组织都需要体现出被美国社会接受的同样的价值观，尤其是对于平等机会、个人地位和价值实现的承诺。如果中产阶级精英统治这一“美国信条”不在公司有所体现的话，那么该组织是无法生存下去的：除非工业社会对于其成员来说是符合理性的，也就是说，除非成员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工作和目标与自己所属的社会的目标和模式之间有关系，否则的话，工业社会本身将无法有效地运转，甚至无法存续。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其他一些密集生产型企业身上，德鲁克看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的工人是不可能有机会超越自己所做的流水线工作。德鲁克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在车间做出具体决策时能够让工人有机会“提出建议并且负责任地参与，”从而使得工人有一种自己属于工厂社区的公民心态。德鲁克有关工业组织内部的公民感的观念更强调个人自主权和受尊敬感，而不是经济平等。根本而言，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需要将能够最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那些问题（例如对自身健康和安全的考虑、福利管理以及培训等）的决策权交给工人。在对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同时又能有效运转的社会的不懈求索中，德鲁克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也许是最为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如何使得管理的权力和权威合法化。虽然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能够为个人的参与及其在组织内部的地位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是它并未因此就彻底消灭了等级制度：正如其他任何一个为了实现社会目标而协调人们努力的机构一样，企业也必需按照等级来进行组织。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在一个共同的组织中，对于其成功运作来说，老板和扫地工都是必要的，同等必要的。与此同时，大型企业必须为个体员工的发展提供同等的晋升机会。关于管理权威的问题不在于等级制度，而在于其本质。在德鲁克之前对美国企业进行观察研究的学者们，包括阿道夫贝勒和加德纳米恩斯，都意识到现代企业是将权力从股东那里转移到了并非所有者的管理者那里。在企业里，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与拥有企业的人各自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一致，因此前者可能会做出一些会有悖于所有者实现最佳利益的决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德鲁克已经发现了这一问题，他认识到，一个由工业组织构成的社会要想有效运转，真个社会必须能够“使我们的工业制度中具有决定性的统治权力得以合法化。”德鲁克设计了一系列策略使管理权合法化，其中包括权力下放（详细分析见第四章）、正确辨别领导者和领导力特性（见第六章）以及将人性中更具毁灭性的方面转化为伤害相对不那么严重的行为。到德鲁克撰写其最伟大的著作《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3，1974）时，他已经清楚地界定了管理职能更为宽广的目的。管理的目标不只是简单地让组织得以有效运作，而是要确保一个由有效运转的各类组织构成的社会也能有效运转。德鲁克在该书前言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更为宏大的目标：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短五十年时间里，我们的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由各类机构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社会，其中每一个主要的社会任务有赖于大型机构来完成……在由各个机构组成的多元化的社会里，如果机构不能够自主、负责地履行职责的话，我们就不可能拥有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拥有一个能够让人有机会自我实现的社会。相反，我们会对自身强加管制，使任何一个个体都无法自主……如果强大的运转良好的自主自治机构不存在的话，暴政就会有机可乘……负责任的有效管理是保护我们脱离暴政的唯一替代性选择。对于德鲁克来说，管理的根本目标是对个人自由和机会的保护。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目标而已，也是德鲁克关于有效运转的社会以及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这一愿景的关键组成部分。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德鲁克已经意识到，企业将不会是人们获得公民感、获得社会中非经济性地位的唯一来源。从1990年以后，他的许多作品都在强调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在赋予个人以社会地位和意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德鲁克所秉持的信念是，个人只有通过大型组织中的成员身份才能找到意义和目的，这些大型组织当然也包括了非营利组织或者社会组织。更重要的是，德鲁克并没有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这一意义和目的，而是根据社会地位、社会接受度以及贡献等来定义。由此看来，任何一个个人，不管他是在给学生上课，负责新药研制，设计运输系统，组织慈善募捐会上的志愿者，还是在搞博物馆展览，他都是在进行某种形式的管理。每个人都受雇于（或志愿服务于）某一大型组织，参与管理其他人的行为，与外部组织或个人互动，要理解自己组织远大的定量和定性目标，理解自己的行动如何有助于组织目标的实现。在德鲁克看来，管理必须聚焦于人以及人对于社会地位和意义的需求。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考虑到结果和绩效，还必须考虑到有关人性问题，考虑到有关权力、权威、道德和伦理之类问题，甚至要考虑到精神和神学问题。这一章将主要考察几个促使德鲁克形成由现代机构组成的道德社会这一概念的影响者，他们是：瑟伦克尔凯郭尔、弗里德里希朱利叶施塔尔、约瑟夫拉多维茨和威廉洪堡、埃德蒙伯克、约瑟夫熊彼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在德鲁克研究社会上各类组织机构的管理问题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其他思想家对他的作品产生过影响，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集中地加以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