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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教育，尤其是美国的教育，总是在强调灌输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性以及开发能够在社会上发挥的能力的重要性，那么目前管理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分裂分歧又是源自哪里呢？究竟从什么时候考试人文学科变得与对管理者的培训不再相关了呢？还有，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人文学科的人不再关心各类组织的事务、不再关心社会的有效运转了呢？理解管理学和人文学科分裂的起源是理解如何修复这种分裂的基础。现代公司在美国兴起所造成的颠覆有一个完备的记录。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铁路建设者开始，一直到标准石油和卡内基钢铁公司等大型实体的兴起，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是美国公众不断加剧的恐慌和疑虑，因为这些愈发庞大的公司所掌握和行使的权力越来越大。以1877年铁路大罢工和1884年干草市场暴乱(又译“秣市骚乱”)为例的劳工骚乱，加上移民潮引发的城市人口激增，使得公众对于为进步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过高的担忧日益加剧。进步的改革者寻求解决贫穷、腐败、犯罪和其他城市痼疾的方案，而政府在制约托拉斯权力方面却无所作为；事实上，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企业合并风潮造成了更为庞大的企业，它们掌握着更强大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在十九世纪晚期美国社会所遭遇到的这一系列动荡不安中，蓬勃兴起的私营企业领域的领导者致力于将自己的权威合法化。正如拉凯什·库拉纳所认为的那样，管理者意识到，如果他们能够与现代的研究型大学联合起来，那么就可以让商业合法地变成一种专业。正如高等教育将自己奉献给从人文艺术理想承继下来的传统一样，管理学也拥抱“其自身所拥有的理性、公正以及对共同价值观的信守。”通过保留人文学科课程，尽管这些课程也会通过选修制度和对“非自由主义的理想”来加以修正，美国的大学直到十九世纪晚期这一动乱时期，仍然能够向传统上所做的那样，继续强调人格修炼和人性发展。任何一个由实践派所组成的团体，如果希望自己被视为“专业人士”的话，都会通过与道德和伦理传统建立一定的关联而发展得顺风顺水。因此，美国的第一所商学院在试图更好地利用科学的专业化这一趋势的同时也试图保留人文学科传统的因素，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1881年成立的宾州大学沃顿商学院就是第一所建立在(传统)大学基础上的商学院；到1893年，美国已经成立了500多所商学院。和宾州大学一样，达特茅斯大学和哈佛大学也顺应了大家对管理教育方面日益高涨的需求，先后成立了自己的商学院：塔克商学院(1900)和哈佛商学院(1908)。每个学校的课程设置都折射出了其对科学的热情，在当时的世纪之交大学里充满了关于科学的辩论。随着管理者通过强调其学科的理性特征致力于提升其学科地位，使之能够达到与其他专业人士平起平坐的水平，科学管理特别是泰勒主义，即为了提升劳动生产率而对工作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分析，主宰了当时商学院的课程安排。但是，由于哈佛、达特茅斯和宾州大学都有深厚的人文学科传统，因此它们更看重全面发展的公民和领导者在人格方面的修炼和发展这些从历史中承继下来的理想。因此，当时还存在一种看法，认为新兴的商学院需要和已有的商业学校有所差异。对于这种差异化而言，关键在于要与每个学校固有的人文学科传统建立关联。沃顿的使命在于致力于教育美国的上层精英，他们继承了家族财产，需要在为社区奉献的一生中培养出“社会良知和道德品格，”至于这种奉献是通过投身商业还是政界则不论。塔克商学院强制推行了“3＋2”课程，要求学生在接受商业课程培训之前首先完成三年的人文教育；这一安排背后的理念是为了培养出接受过宽泛教育、具有宽泛兴趣的学生，而不是一门心思只知道赚钱。同样，哈佛的商科课程则也需要入学的学生拥有人文教育的底子。哈佛的建校文献就阐明，该机构的使命在于“增进学问，泽被子孙；务使吾辈为牧师者不至于因教堂尚有目不识丁者而入土不安。”欧文·杨在哈佛商学院落成典礼上曾经说：“哈佛商学院将不遗余力地消除商业上的目不识丁者，使吾辈为教师者可以入土为安。”将新建的商学院与人文学院的根基关联起来能够确保传统的价值观得以镌刻在新的机构上。当在大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管理学课程站稳脚跟的时候，政府开始更加严格地审视私营企业。一批进步文学，例如法兰克·诺里斯的《章鱼》(1901)对美国西部的铁路垄断企业进行了有力的控诉，艾达·塔贝尔的《标准石油公司的历史》(1904)则披露了美国资本家在企业经营中的一些引起人们质疑的做法。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监管大企业，这些行动包括1903年推出的公平交易法案，要求美国巡回法院特别关注反垄断诉讼案件。罗斯福还成立了商务部和劳工部，意识到了政府对商业领域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影响到全国金融系统的1907年大恐慌促使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普若委员会关于银行政策和执行的听证会最终导致了伍德洛·威尔逊在任期内所推行的金融改革措施，包括联邦储备系统的创立。新的以大学为基础的商学院也开始响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为了提升商业人士的专业程度，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新的商学院在自己的课程中大力强调科学管理和理性主义。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社会的动荡很多都与劳工纠纷有关。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从而帮助企业提升劳工的经济福利，减轻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泰勒的管理方法来源于他的一种信念，他认为工人和管理层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如果采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泰勒及其追随者们能够提升劳工和资本的劳动生产率，最终的结果是单位成本降低，工人获得更高的工资，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这就是泰勒所看到的劳工和管理层双方利益一致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管理学教育的需求急剧上升，泰勒对商学院课程设置的影响不断增强。1918年美国参战之后，生产大量战争物资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商业需求，也使人们对效率和计划的迷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威尔逊总统专门成立了战争工业委员会来监督战争物资的生产。该委员会由伯纳德·巴鲁克这个成功的华尔街投资家领导，对公共部门实行了广泛的监管。赫伯特·胡佛则掌管食品委员会，推出了一系列宣传活动，鼓励民众采取诸如“无肉星期二”等手段来节制食品消费。战争工业委员会成了一个协调政府和企业之间合作的新概念资本主义的样板。到1920年，在众人眼里，大企业不再被视为社会动荡的根源。相反，企业及其专业管理人士成了缓解社会动荡不安的有力帮手。大多数美国人转而认为，管理、计划和效率是确保社会秩序和繁荣的关键。但是，科学管理和效率并不是商学院课程所强调的唯一主题。正如先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早期，对科学和理性的前向进步的信念开始面临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政治巨变、社会动荡以及科技发展现实，包括芥子毒气和机械化武器，都表明科学和技术并不一定能带来人类生存状况的改善。在新的商学院和研究型大学中，在现代技术发展似乎不那么道德的外表之下，人文学科对于学生来说始终是道德根基的源泉。在美国的大学院校中，教师们致力于通过核心课程和“名著”经典之类方法来重新强化人文学科的首要地位。商学院也在想方设法地在课程中融入人文学科的理想。在研究生课程中，学校也期待学生们在本科阶段、在开始其商业方面的研究和学习之前接受人文学科方面的培训；但是，这么做仍然无法解答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如何才能在课程中注入专业主义精神和社会良知，或者说，如何才能在本科的商科课程中融入这些价值观。结果是漫无目的地开发一些课程，每一个学校都随心所欲地设置自己的课程结构。有些学校的课程是根据培养管理者适应具体的工作这一目的而安排的，而其他一些学校的课程则将管理学与经济学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或者对传统的人文学科课程(数学、英语和历史)进行改造以便这些课程能够与商业人士更相关(会计、商务沟通和商业史)。直到大萧条时期，随着大学里越来越多的院长为课程目标和质量而担忧，商学院的课程才开始变得相对标准化起来。在大萧条时期，美国的资本主义受到了来自学术研究人员以及从事商业实践的管理者包括企业高管的极大质疑。在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后的那几年，大多数的美国人继续拥抱社团主义，拥抱企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这种态度在胡佛总统任期内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随着商业专家对于国家的病症似乎也无计可施，管理作为一种专业成了众矢之的。那些训练有素的商业专业人士，即商务活动的受托者们，对于解决困扰国家的经济困境也一筹莫展。1932年罗斯福成为新一届美国总统，美国人不再认为商业精英群体是解决问题的专家，转而开始强调政府部门的计划性和官僚统治。面对这一新的社会态度，管理者和培训他们的商学院努力维护公司整体以及管理作为一种专业的形象。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个教授加德纳·米恩斯和阿道夫·贝勒出版了《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一书。他们在书中认为，美国企业不再是由那些拥有公司既定利益的所有者兼管理者进行经营和管理。相反，公司的所有权已经通过利润分享和养老金计划而分散于许多人当中。因此，企业管理者所承担的只是一种被动的角色，他们只关注公司的获利性，而不是其日常运营。贝勒和米恩斯总结说，这种现代公司形成了新形式的财产所有制，其中股东不再是最受关注的对象，而是受制于拥有权力强大的管理者。《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提出，管理者应该更多地考虑自己对社会所尽的义务，而不只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在当时那个时代，人们指责公司管理层为大萧条产生的根源，因此贝勒和米恩斯呼吁管理者理解自己的职责，要他们服务于一个更广泛、更多样化的股东群体，即公众本身。当时的商学院课程同样也折射出了公众的新态度。学术人士普遍诟病商学院课程不断加剧的专科化和技术化倾向，认为管理者不再能接受到关于社会和伦理责任感的教育。有些人呼吁商学院开设更多人文学科方面的课程，认为只有回归到早先的教育理想才能让毕业生重建道德感。许多学校开设了新的课程，致力于展示商业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其他一些学校则在现有的课程中注入新的元素；例如，哈佛的教授们就开始在课堂上和学生们一起探讨政府对私有企业进行监管的重要性。为了有效地应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发生的剧烈变革，商学院进入了一个“反省时代，该时代为商学院更新其存在目的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