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管理和人文学科平行发展的两个历史表明，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理念可能已经开始将二者再度关联起来。其中的关键在于要充分认识到这两种传统都需要与社会相关，还在于恢复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人们针对“哲学家”或“雄辩家”展开争论之时，那些推崇人文学科理念的人就已经遇到了人文教育的目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倡导人文教育的人一直在问人文教育的目的究竟应该是什么之类问题：只是追求关于美德的某种定义吗？还是也应该践行美德？又或者，如何才能在过去及其传统与变化之间进行调和？正如我们在本章中了解到的那样，人文学科传统涵盖了多种目的和美德，包括“非自由主义的理想”，强调人文主义和民主价值观以及在现代技术社会里对“全面发展”的人的培养。在任何情况下，人文学科总是与社会有着一定的关联，不管这种关联体现为一个宗教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对神职人员的需要，还是一个日益发展的民主社会对受过教育的政治领导阶层的需要，抑或是一个现代社会对能够充满智慧、富有道德地参与该社会日常生活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群体的需要。今天，人文学科在很多方面努力使自己与社会产生关联，尤其是在学术的世界里更是如此，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看重的是专门的个体的思想成就，而人文学科对一般民众(或者那些不以人文学科为专业的学生)的用途和意义却被视为无足轻重。商学院的传统显示类似的趋势，其社会相关度越来越低，而专门化程度却越来越高。在管理教育的早期，其合理性靠的是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纽带，后者被视为美德和道义的堡垒。但是，二战之后，旨在强化分析型和技术型技能的专门化倾向日益加剧，最终导致了管理学与人文学科脱节的后果。管理教育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只是一些职能块上的受教育者而已，他们对于自身对整个社会所应承担的更广泛的责任一无所知。正如人文学科为了符合社会需要而不得不进行调整一样，商学院也调整了其课程设置，以便能够满足美国式资本主义中越来越明显的财务驱动模式的要求。结果使得这一模式在今天在很多方面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因而也使得管理作为一门专业脱离了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也丧失了与人类价值观和诸多其他特质之间的紧密关联，要知道，这些价值观和特质在早期对于管理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为了弥补裂痕，需要将管理学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这意味着要让人文学科和管理二者都重新取得与社会的关联。人文学科传统和管理教育的历史在很多方面都展示出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比如关于教育目的的争论、课程的性质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大学和学生最看重什么。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可以帮助我们回答很多个人、机构和整个社会提出的问题，因此，人文学科就会取得与社会的关联，管理学就会建立在关注人的境况的基础上。我们就能够再一次确认并更新涉及社会相关性的初始关联，例如按照“非自由主义的理想”来培养“雄辩家”或者公民的思想，还有，让管理者首先理解人的境况以及各类组织所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所体现的社会性质，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管理这一思想。德鲁克关于“尚能容忍”的社会这一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将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来实践的道路，因而使得管理实践和人文学科恢复了与社会的紧密关联。这一点，从德鲁克所受到的主要思想影响与人文学科和管理教育方面的主要关注点之间的关联上就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来。正如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商业教育已经通过与人文学科以及这些学术教育的目的之间的关联而恢复了其可信度。尽管人文教育的构成和目的随着时间的迁移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自人文理念在古典时代诞生以来，一直保持不变。不管时光如何流逝，人文学科的理念始终包括对某些价值观和道德系统的传递和维系；在个体的自由和发展与对社会所承担的义务之间取得平衡；以及找到一条既能维护过往传统又能顺应时代变化的中间道路。有趣的是，上述三个主题和特性与彼得·德鲁克所受到的体现在其著述中的各种思想影响如出一辙。我们在第一章也讨论过，克尔恺郭尔、三大德国思想家以及伯克、熊彼特和斯隆等人都对德鲁克有关一个由管理得当的各种机构组成的运转良好的社会这一愿景贡献良多。在德鲁克构想的“尚能容忍”的社会里，我们所能看到的组成部分既包括由宗教和哲学引发的伦理道德，也包括社会对自由个体的需要以及(以政治和其他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断裂所带来的挑战。在下一章中，我们将会看到管理学作为人文学科究竟如何运用上述组成部分，在消除从事研究的学术人员与从事实际工作的管理人之间的距离方面有所贡献。
